客觀地講，在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處于高峰的階段，其援助的全球公共性也很高。但是隨著援助越來越受到其國內政治的左右和自身利益的綁架，美國的全球領導者的道德感召力也開始下降。在其領導的西方援助集體內，美國長期采用捆綁式援助的方式導致其盟友不滿就是一個例子。實際上，作為一個領導者，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援助必然帶來權力、話語以及在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上升，同時也會導致某種霸權意識，這就需要領導人的倫理智慧、知識精英的理論反思，同時也需要社會的全球意識。這些也都是中國能否成為新型領導者向全球提供新的援助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要想克服這一挑戰，將會面臨諸多困難。首先，在援助的過程中，提供者和接收者之間在客觀上存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很容易產生干預效應，特別是在所謂“軟援助”日益受到重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需要避免原先的不干預內政轉變為干預內政，將不干預內政轉變為發展性的學習。不對日益增大的“軟援助”的方向和內容加以界定，就有可能造成文化優越感和權力極化，從而形成新的結構關系。隨著中國走出去規模的不斷加大，各種各樣的未經仔細研究的豪言壯語式的中國模式和方案也不斷擴散，“中國式的文化優越性”的論調也開始出現，這實際上會削弱中國作為全球新領導者的道德形象，使得中國自身的全球道德倫理的建設發生偏離。

其次，國家領導者的全球視野與社會大眾的全球關切之間仍然存在鴻溝。通過國民教育雖然可以縮小這種認知上的差距，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命運共同體”這個模糊的概念需要通過知識和話語的構建，才可以成為公共語，而且需要全球性的道德倫理來保證它的社會發育，否則政府很容易被民粹所綁架，這些對于中國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新的援助制度和管理的設置：打破碎片化，發育大援助體制和管理

從一個新的潛在的全球領導力量的角度來考慮，不僅中國援助的戰略和框架需要調整，中國援助的體制和管理也需要調整。盡管全球化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國家利益依然是影響一個國家國際戰略最重要的因素，援助不可能脫離這個利益。但是當一個國家把自己定位于在全球具有領導作用和重要影響力的國家時，援助的意義就超越了自利的范疇。在這種情況下，援助的整體性效應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這就需要在援助體制方面進行改革。

當援助需要服從更高的目標時，在體制上附屬性的設置弊端就會顯現。一是援助很容易受到所屬部門的主體性業務的影響，如形成經濟型援助、外交性援助等；二是協調的制度性成本很高；三是，當援助成為一個國家的重要事項時，各個部門都開始提供來自自身義務范圍的援助，如農業援外、科技援外、衛生援外、文化教育援外、財政援外、外交援外等，這就造成了援助的碎片化。因此，當一個大國的援助進入戰略性援助的階段，就需要高度的資源整合和戰略協調，需要將援助上升為國家治理的內容之一，并在制度的設置上加以體現。

因而，中國需要一個在戰略上、資源統籌上和監管上高度集中的大援助體制。這個體制應該把對多邊、雙邊和非政府及企業主體的援助統一在一個框架下，也就是將不同部門的援助統一在一個戰略框架下展開，這就要求我們圍繞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目標，提供相應的制度安排，從而提供相應的知識和物化產品。

作者：中國國際發展研究網絡主席、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李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