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漢代絲綢之路開創時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中西文明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以來，敦煌漢塞及郵驛遺址先后出土的大量漢代簡牘，記錄了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傳播交流的生動歷史進程。

康居王使者冊生動地反映了中亞使者到漢地貢獻的真實狀況。圖片來源：甘肅省博物館

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來到敦煌漢塞，將盜掘的漢簡3000余枚與莫高窟敦煌經卷一同劫掠而西，保存在今大英圖書館。羅振玉、王國維聞之扼腕嘆息，奮筆數月著成《流沙墜簡》，喚醒了國人對漢代簡牘的珍視。1944年，向達、閻文儒在玉門關遺址發現漢簡48枚，現藏于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新中國成立后，敦煌地區屢出漢簡。1979年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1217枚，內容豐富。1990年至1992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20000余枚，是目前國內外單一地點出土漢簡數量最多的一次，懸泉置遺址因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在歷年文物調查工作中，敦煌漢塞陸續發現漢簡數百枚，也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從兩漢史籍和漢簡文獻來看，敦煌在漢代絲綢之路開拓階段具有重要地位。由于張騫鑿空西域，漢代對西方神奇的土地充滿了解的渴望。出于抵御匈奴入侵的需要，漢朝實施了聯通西域的重大策略。霍去病出師河西，漢開河西四郡，在敦煌設立陽關、玉門關作為出入西域的樞紐，中西文明交流的進程在敦煌留下了清晰的印跡。

漢與西域的暢通交流，是外交與軍事協同作用的結果。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后，以西域絕遠，非人所樂往，于是“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漢朝使者經敦煌到達西域，由于路途遙遠，食糧不繼，往往受到西域諸國欺凌。太初二年，漢武帝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初次出征，由于糧草準備不足，大軍到郁成而中道返回。漢武帝聞之大怒，派出使者遮玉門關，下詔說“軍有敢入者輒斬之”，李廣利只好駐師敦煌。次年，漢又征發六萬多人，廣備糧草，李廣利復出敦煌一路向西，最終取得了征伐大宛的勝利，得天馬而歸。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敦煌在西域開拓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無論是長羅侯聯通烏孫、都護鄭吉屯田西域，還是匈奴日逐王歸漢、西域諸國入朝中原，敦煌出土漢簡文書都有反映。東漢時西域三通三絕，敦煌發揮的作用更加重要：西域副校尉一度設在敦煌，敦煌太守兼領西域——敦煌是漢代聯通西域的咽喉要地。

張騫開拓的絲綢之路，經過武、昭、宣以來數世經營，到西漢中后期，已經形成了使者商旅不絕于途的盛況，掀起了中西文明交流的第一個高潮。從華夏文明向西傳播的進程來看，隨著中原使者商賈經敦煌到達西域，中原文化開始了面向西方的傳播。首先，漢朝為了解決使者食糧供應問題，先后在西域的輪臺、渠犁、車師、伊循、赤谷城開設屯田。隨著屯田規模的擴大，漢代農業技術在西域得到了廣泛傳播。特別是水利灌溉技術的實施，有效促進了西域的農田開發。其次，隨著中原使者、商賈出使西域，中原的手工業技術如冶煉、髹漆等技藝也傳到西域諸國，促進了西域社會文化的進步。再次，中原的傳統文化與禮儀制度也向西傳播，西域一些國家如龜茲向往中原文明，將中原禮儀制度實施于本國。不少國家派遣侍子、貴人到中原學習文教禮儀。漢朝在西域諸國設官分職，也是華夏文明向西傳播的標志。

從西方文明向東傳播的狀態來看，敦煌所處的地位更加重要。由于敦煌是西域進入漢朝的第一個郡治，因此也是漢王朝接受西方文化的要沖之地。從敦煌懸泉漢簡的記載來看，西域重要國家如西域北道的車師、孤胡、山國、危須、焉耆、烏壘、渠犁、龜茲、姑墨、溫宿、烏孫、大宛，西域南道諸國如樓蘭（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扜彌、渠勒、于闐、皮山、莎車、蒲梨、疏勒，都有與漢朝往來的記載。而不屬西域都護的國家如中亞的康居、大月氏，西亞的烏弋山離，南亞的罽賓，以及史籍未載的祭越、折垣等國，也屢次派遣使者到中原出使貢獻。敦煌設有傳置機構，為西域來漢的國王、貴人、使者提供飲食傳車住宿，懸泉置出土的漢簡對此有忠實記錄。如位于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經李廣利征伐之后，與漢朝保持著密切往來。懸泉漢簡記載元康年間朝廷發出傳書，派遣使者經敦煌去迎取天馬。漢成帝時，大宛使者又經敦煌到中原貢獻。位于今哈薩克斯坦南部的康居，是張騫出使西域官方接待的第一個國家，雖不屬都護管轄，但一直與漢朝保持著密切往來。宣、元時期，康居都曾遣使貢獻。漢成帝時，又遣子入侍，顯示出與漢朝的重要關系。居于今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是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國。雖然大月氏已據有大夏地而不愿東歸，但是懸泉漢簡卻記載了大月氏使者多次到達中原的情況。特別是簡文記載的大月氏雙靡翖侯、休密翖侯派遣使者到達漢地，更是反映了大月氏占有大夏地后松散的統治。五翖侯可以自主和漢朝交往，是大夏王朝政治形態的重要反映。處于西亞的烏弋山離，懸泉漢簡記載了敦煌傳置為其使者提供傳車的情況。處于今克什米爾地區的罽賓，懸泉漢簡記載了傳置機構出錢沽酒接待其使者的情況。綜上，中亞、西亞、南亞國家都有與漢朝交往的記載。從簡牘文書來看，這種中西之間的使團交往頗為頻繁，規模不一，大的使團有數百人，一般的也有數十人，是漢代中西文明交流的主要形式。

伴隨著中西使者團體的往來，貢賜及商業貿易也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商賈常常以進貢為名獲取漢朝的賞賜，所謂“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懸泉漢簡記載了當時貢賜貿易的發達。如有七枚漢簡組成的康居王使者冊，記載了元帝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到酒泉貢獻駱駝，使者自言他們數次奉獻，進入敦煌后都會受到當地郡縣的飲食接待，地方官吏與使者共同登記所獻駱駝的肥瘦價值。但是這一次卻待遇不公，不但得不到飲食，地方官員獨自評價貢物，將他們進獻的白駱駝說成了黃駱駝，肥駱駝說成了瘦駱駝，為此而上書朝廷。朝廷下文到敦煌郡縣置，要求查清當地接待康居使者的情況。這件文書生動地反映了中亞使者到漢地貢獻的真實狀況。使者爭辯的駱駝黃白肥瘦，正是當時商貢貿易的典型體現。懸泉漢簡記載西方使者貢獻的物品有駱駝、獅子、良馬等物，是絲路貿易的重要內容。

敦煌漢簡記載的漢代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流的盛況，與敦煌所處地理位置有密切關系。史書言西域地區“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敦煌兩關正是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中原使者在此休整準備而踏上西行征途，西域貴人使團到此而得到食宿接待。漢代的敦煌，已經成為絲綢之路上的“華戎所交一都會”。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煌懸泉置墻壁題記整理與研究”負責人、甘肅簡牘博物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