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行為失范的原因紛繁復雜，但理想信念坍塌和思想道德滑坡乃是主因。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領導干部要“通過研讀倫理經典，知廉恥、明是非、懂榮辱、辨善惡，培養健全的道德品格。”近期由中辦和國辦聯合下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再次強調領導干部對傳統文化的學習要帶頭示范。中國傳統官德是由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縱橫家、陰陽家、佛教等諸多思想流派，在長期相互激蕩、融會貫通基礎上逐步生成的恢宏龐大的思想體系。領導干部面對支脈眾多的學說派別和經典著作，難以百忙抽暇予以全面掌握。基于此，筆者刪繁就簡，擇要列舉對中國傳統官德影響深遠的儒、法、道、釋四大流派，并就其核心思想和精神特質述其肯綮，以使各級干部達至學以益智、學以修身的根本目的。

儒家的敢擔當與拿得起。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官德最為重要的思想來源，乃至于有不少學者認為：“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經典是五經和四書，即《詩》《書》《禮》《易》《春秋》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儒家文化對中國官德生成的最大貢獻可歸納為三點：一是創造性的生命精神。儒家認為宇宙是一個大化流行的整體，人生活于其間，其根本職責當是，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全部發揮人的潛能和稟賦，去開拓創新和窮通變易，實現生命的生生不息。故《周易·系辭傳》講“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二是以仁為核心的政治倫理觀。孔子認為仁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有仁德的人既自愛，又愛人，既自尊又尊人，故《孟子》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三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儒家強調一個人的偉大寓于平凡之中，理想寓于現實之中，每個人只要挺立了自我的道德人格，就可以在現世生活中忠于自己的各種角色和職守，奮發向上，完成上蒼賦予自己的人生使命，獲得內心的精神滿足。

法家的法術勢與管得住。法家的先驅人物是戰國時代齊國的管仲和鄭國的子產，他們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特別強調法令刑律的重要性，之后的商鞅進一步強調法制的作用，而申不害、慎到等人則高度重視君王心術、權勢的作用，到了韓非子，集上述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結合起來，建構起完備的法家政治倫理體系。從《韓非子》一書看，法家講的法主要指各種成文法，它由君主制定，官府頒布，官吏執行，境內之民，一律使用。但君主不能單純地迷信法律，為了整治專門鉆法律空子的奸臣滑吏，君主還要重視心術的靈活運用，亦即君王掌控駕馭臣民的方法和策略，即要“因任授官”。所謂“勢”就是君王優越于他人的潛能和力量，君王要善于運用自己的權勢做到一言九鼎，從而有效支配和影響他人。韓非子認為，法、術、勢之間循環互補，君王在運用它們管理國家時，要兼容并蓄，不可偏廢。法家思想成為戰國后期秦王朝征服諸侯各國而后統治天下的重要政治理論。然而，伴隨秦王朝的迅猛崛起和轉瞬衰亡，漢代以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法家不再是顯學，但法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已經隱匿于歷代統治階級的思想深處。

道家的常知足與看得開。道家由老子和莊子創立，其代表作是《道德經》和《莊子》，道家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道家作為與儒家并駕齊驅的一大流派，在許多方面與儒家形成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的關系。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講求禮儀文飾，道家向往天然自成；儒家主張奮發有為，道家倡導無為而治；儒家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的責任，道家醉心于個人對社會的解脫。與此同時，二者又有著相互溝通的一面，以天人關系為例，儒家和道家都倡導天人合一，但儒家“天命”“天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際協調和宗法倫理，而道家“天道”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則是超脫功利意義上的社會倫常，回歸無拘無束、逍遙自在的自然境界。其中，儒家通向道家的思想之門是其“處窮達變”觀，《孟子》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正是道家對人性復雜性和人生多變性的這種深刻體悟，使無數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沿著“獨善其身”的道路，由追求儒家的人際協調走向追求道家的自適玄思與自然無為。

佛教的名無常與放得下。佛教最早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漢代到唐代六百多年的消化，最終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教哲學，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佛教典籍浩如煙海，其中廣為人知的有《金剛經》《心經》《壇經》等。佛教的根本宗旨是通過否定、去蔽、遮拔等方法，破除人們對宇宙一切表面現象或似是而非的知識系統的迷戀執著，啟迪人們空掉一切外在的追名逐利、執著偏信、攀龍附鳳行為，通過自識本心而返本歸極、見性成佛。當然，佛教不同宗派的靈性修養方式各不相同，如天臺宗強調“三諦圓融”，即用一心同時觀照世間的表象萬物，互不妨礙，彼此圓融地統一起來；華嚴宗主張心靈開放，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當下自識本心，立地成佛。

正是儒家的“敢擔當與拿得起”、法家的“法術勢與管得住”、道家的“常知足與看得開”、佛教的“名無常與放得下”這套完備的政治倫理理論，彼此互補，相輔相成，經過歷代思想家和各級官員的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共同塑造了中國古代官員的內心精神世界和外部政治實踐。

在當代中國，要強化各級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水平，要牢固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深入了解中國傳統官德的主要思想來源、基本經典著作和內在精神特質，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改革開放以來黨內外政治生活實際，對之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包括怎樣將儒家生生不息、以人為本、奮發向上的精神，轉化為當代領導干部信念堅定、勤政為民、敢于擔當的道德責任意識；如何將法家重視法制、循名責實、乘勢而上的國家治理理論，轉化為當代中國依法治國、權責統一、因勢利導的治國理政思想；如何將道家尊崇天道、清虛自守、居窮達變的處事態度，轉化為當代共產黨人尊重自然、去奢就儉、身心和諧的人生哲學；如何將佛教去蔽遮拔、自識本心、返本歸極的宗教靈修方式，轉化為當代共產黨人淡泊名利、自省慎獨、心靈純粹的黨性修養方法等。只有在不斷的涵詠經典中濡化自身的德性素養，由浮華、矯飾、躁動走向樸實、真誠、淡雅，才能最終樹立起一名偉大君子——“文明伴隨質樸、生活歸于簡單、心靈達至純粹”的人生信念。也唯其如此，中國共產黨人才能最終形成自己鮮明的文化主體意識，真正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脈的繼承者、創新者和發揚光大者，從而無愧于偉大時代賦予當代共產黨人的重要歷史使命。

（作者：靳鳳林 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