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內涵和外延永遠在變動之中，它可能不再是一個文化形式，而是文化的因素，不斷地“文學”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也不斷地更新自己的世界

文學是一個辯證的存在，是一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文明現象。其“極高明”之處在于，它能究天人，通古今；能窮性盡情，刻畫世相，用一套抽象的視覺符號（文字）和聲音符號（語言）創造出無比豐富的審美世界。陸九淵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文學也是如此。這是使用具象符號的藝術如美術、雕塑、音樂等所達不到的，這些藝術必須依賴耳目身體和較多的物質條件。其“道中庸”之處在于，文學是感性的，是動情之物，一點不抽象，屬于每一個平凡的人，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只要能識字，就能讀文學作品，即使是文盲，也能欣賞文學，甚至還能創作。由于世界在變，人心在變，藝術表現和傳播的技術手段在變，文學的邊界似乎越來越模糊，一切給文學下的定義，都逃脫不了成為學科意識形態的宿命。所以，我更愿意說文學是一個“動詞”。這個“動詞”一方面是邏輯意義上的，因為文學的內涵和外延永遠處于變動之中，它可能更多地不是一個文化形式，而是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語法意義上的，它既是及物動詞，不斷地描述現實世界，把我們的日常生活“文學”了；它又是不及物動詞，不斷地創造、更新它自己的世界。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動詞，產生出文學事業，并且決定了作家以及從事文學研究、文學教育的人必須承擔的文化責任和歷史使命——讓文學成為一個積極的動詞。

文學要成為一個積極的動詞，首先要創造積極的人生，培養真善美和自由的心靈。中國文學一向以表現人的心志為目的。《尚書》曰“詩言志”，《左傳》曰“言以足志”，這些道理，看起來很樸實，但如何表達，表達何種心志，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文化實踐。詩歌與言論是先于文字書寫的文學形式，詩與禮樂相關，其神圣性自不待言，而古人更看重個人的言論，至以“立言”與“立德”“立功”并為“三不朽”之事，因為言是人的直接體現，是“身之文也”。中國文化重視辨言察志，在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中，“言部”的字有247個，而“文部”的字只有4個。志、言、文依次為主次關系，所以《易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再好的修辭和語言，都不能完全體現心志，而文學永遠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努力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從文學的角度，我們不必將“德”僅僅理解為倫理道德，而是理解為良好的品性，那就是高尚而充實的情懷、真實不虛偽的人性。陸機又曰“詩緣情”，文學不僅要言志，還要抒情，心志與情感不可分離。志須有情的支撐才不空虛，情須有志的引導才不低俗，真實偉大的情感是文學的能源。所以，文學有志向，但要“志于道”；文學有思想，但要“思無邪”；文學有性情，但要真情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