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道德與文才的關系?趙樹功的《中國古代文才思想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該書入選2015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辨析。

論才與論德在傳統思想中是渾然一體的,古代才與材通用,德的本義即以“材質所得”為主,先秦思想家以性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為個體的材質,視全面開掘自我材質為成就德性的手段。

回溯歷史,盡管三國時期出現了曹操“唯才是舉”的權宜政策,但無論文藝還是吏治,德才兼備一直是一個主流的境界期待。

在政治銓選上,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曾云:“選用之法,莫貴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無德者”則被命之曰“小人”。文藝審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討詩文,在才華要求之外,論誠者為言德,論真者為言德,論詩言志、詩緣情、詩出感興者皆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倫、美風俗者更是言德,文藝矚望著德才兼美。謝榛《四溟詩話》中曾將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猶舸也,德猶舵也。鳴世之具,惟舸載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勝才,猶泛舸中流,舵師失其所主,鮮不覆矣。”意思是才與德不可分,就如同船與舵不可分一樣。沒有德行保障的創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沒有方向目標,更無從把控力度,那么船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又如何能夠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關注的是,對創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穩定需要而“臨時從場外租借的規范”,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中,它與文學創作存在著根本的關聯。

德才兼美是創作傳世的重要條件。創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難免千秋淹沒,原因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進入主流傳播從而獲得賞鑒并流傳的先決條件。

陸游宣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陳仁錫反問:“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寸心安在?”無品無德,才思都會萎縮,又何談賞識美、品鑒美的情靈?更有甚者,“誰與較失得哉”?為人所不齒者,作品如何有為人評量的機緣?

德才兼備,也是藝術審美的內在需要。眾所周知,文藝作品并非文藝形式與道德內容的機械疊加,道德不會成為低劣藝術毛坯的點金石,文藝自然更不能簡化為道德的傳聲筒。文藝之所以離不開道德,是因為通過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充擴胸襟,能直接影響主體文才的發揮:德修則剛健不餒又葆華養和,才氣自然軒舉;德修則民胞物與,家國關情,而非風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討好“窄眾”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則審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夠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時迷障,才思自然闊達……

這并非是今人應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長期文藝實踐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諸如論書:“心正則筆正”“人正則書正”“作字先做人”;論畫:“學畫者先貴立品”;文學自然概莫能外,劉熙載一言以蔽之:“詩品出于人品 ”。對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則文明不是空洞的說辭,而是“實實在在的藝術臻達頂峰的必由路徑”。

當下生活中,不乏稟賦非凡的作家、演員,但其中少數人對一些強化自我修養的忠告不以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們偏執地認為論修養就是對才華的鉗制,沒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間從社會意義到美學意義的深刻關系。無論何時何地,凡為文人,“先器識而后文藝”可以視為才德關系的公論。

(作者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原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