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產》雜志編輯部邀請部分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在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改革開放40年古代文學研究座談會。14位專家代表做了重點發言。

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主持，他指出，對于古代文學而言，從口述史的角度看，40年是一個時代的重要門檻，與會專家作為學術歷程的親身實踐者，所發表的評述或將影響今后文學史的書寫。“因此，今天站在40年的門檻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成就，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會專家總結了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積累的寶貴經驗，并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中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對古代文學研究在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討論。

改革開放，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機遇

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打開了一扇快速發展的大門，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不斷探索其歷史、現實價值與學科定位，時刻與現實社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1980年，《文學遺產》復刊，成為古代文學研究又登上學術舞臺的標志性事件之一。著名學者石昌渝認為，改革開放使古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地位得以恢復。他說：“《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復刊，《文史知識》《古典文學知識》以及各種專刊、叢刊的出現，高考的恢復以及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的設立，標志著古代文學研究再一次登上學術舞臺，展現其時代價值。”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勇強也有同感，他認為，“古代文學‘身份’的確立是與近代文化轉型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學歷教育的全面恢復，這一確立得到了最后的強化。從文學內部的原因看，對文學功能與意義的認識即是古代文學定位的內在理據。”

對于古代文學的學科定位，全國政協委員、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寧認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學科化”發展，是近30年尤為突出的現象。她指出，40年來古典文學研究的成功經驗，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是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中心的學術思想解放，激發了創造的活力；其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術規范化追求、‘學科化’發展，使學術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潛與積累。前者代表了改革開放的活力，后者體現了改革開放的理性，40年的輝煌，正得益于活力與理性的結合。”

此外，改革開放還拓展了研究的領域。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認為，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了一條正確、光明的道路，也為文學研究找到了符合自身發展的科學、正確的方法。詹福瑞反對試圖脫離社會、不顧人生的文學研究，他認為，40年來，中國古代文學回到了科學意義上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態，形成了一定的學術規矩，使古代文學研究無論從研究對象還是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開放，從而確立了以學術為中心的多元評價機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廖可斌指出，上世紀初開啟的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研究，至今約120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上世紀前半葉的50年、后半葉的前30年、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他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具有密切關系，“20世紀上半葉實現了文學觀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的整體性、根本性轉變，基本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研究體系；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方法研究方面做出了有意義的探索；改革開放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最大的變化，是實事求是學風的回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討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的良性關系，構建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生態。”

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郭英德看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中華文化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今天的學者提供了豐富的學術成果，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便被歷史和現實賦予了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在開放和理性中走向成熟

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和成熟，學科地位不斷加強，初步形成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思考，在批判繼承中不斷推陳出新，在開放和理性中不斷走向成熟。

劉躍進從學科發展變化的角度總結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成績。他說：“上世紀80年代初期，古典文學研究剛剛擺脫僵化的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束縛，藝術分析成為一時熱點。葉嘉瑩先生借鑒國外文藝理論，細膩地分析傳統文學藝術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點集中到‘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一主題上。他們的成果，猶如一股清泉注入古代文學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出版，又讓很多青年人看到傳統學問的魅力所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論風靡一時，宏觀文學史討論風起云涌，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學史著作的面世，中國文學史學史學科建立。上世紀90年代，曾有過一段相對沉寂的過渡時期。世紀之交，古典文學研究界呈現‘回歸文獻、超越傳統’的發展態勢。”

在北京大學教授葛曉音看來，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開放中走向成熟”，不但順利完成了研究隊伍的代際交替，而且研究領域的廣度也得到極大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極大更新，對海外學術成果和各種新理論的吸收逐漸走向理性。例如，在研究領域的廣度上，“過去，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集中在一些大作家以及部分經典作品，如李白、杜甫等。現在，各歷史時段中的各類文體、作家都開始得到關注；很多以前評價不足乃至偏頗的研究對象，都得到了全面評價；相關的文獻資料得到大規模的整理，別集注釋、總集編纂、版本研究、文獻輯佚的成果空前豐富。各類文學作品也從題材、文體、審美等不同角度被細致研究。可以說宋代以前文學史領域中已經很難找到很多的沒有‘開挖過’的生荒地。”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左東嶺認為，用“成熟”一詞來總結4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業績與特點較切合實際。他從五個方面對古代文學的“成熟”特質予以解釋：“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既堅持學術研究的本位立場，尊重學術的獨立性與嚴謹性，又自覺承擔起文化傳承、文化重建的現實使命；二是學術規范體系逐漸完善；三是研究格局日趨均衡與立體化；四是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圓融自覺；五是中外學術交流的均衡與成熟。”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杜桂萍結合古代戲曲文學研究，總結了古典戲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她說：“戲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呈現出系統化的特征，極大推動和促進了戲曲的研究。繼《全元戲曲》隆重登場后，《全明戲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戲曲》正全面展開；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獻整理工程在繼續，如《古本戲曲叢刊》第六集終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編纂過程中。不僅如此，戲曲目錄學、戲曲文物學等文獻發現和編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一切，都為今后古典戲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鵬指出，古代文學研究者們在學術創新、古今貫通、古代文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

立足當前展望未來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豐厚的學術成果和寶貴的研究經驗，研討會上，專家們也十分關注當前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所需要提高或改善的問題，大家就此提出建議并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社會價值和發展前景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

針對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趙敏俐指出，當前對于中國文學本質特征的理解依然存在不同的學術觀點，這對文學學科的定位產生一定影響。未來需要加強對學科本質特征的研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文學理論體系，使之更符合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實際，在學理上有更加堅實的立足點。同時，學術研究要加強人文關懷，充分認識到“文學”學科在提升當代中華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讓文學研究真正承擔起應該承擔的文化責任。

專家們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突破與創新及其發展前景也都有深度思考。針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陶文鵬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繼續大力弘揚創新精神。他說，改革開放的精神主要是創新精神，古代文學研究也要善于發現與解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新的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開拓創新；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不斷開放，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會貫通；三是要加強古代文論的研究。郭英德也認為，古代文學研究作為傳統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必須要從“認識自身”“探究傳統”起步，這對加強和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守正出新”。

對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未來發展，劉躍進指出，在研究方向上要回歸經典（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與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兩個方面），文學史的書寫上要構建以中國多民族文學為中心的“中華文學”思想體系，研究方法上要以文獻實證為主，但不廢棄必要的理論探索。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石則指出，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有兩個趨勢值得注意，一是要充分利用新文獻；另一個是拓展現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學的深度，尤其要注意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來提升古典文學研究水平。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晶認為，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對古代文論研究的走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將建立在權威可靠的文獻基礎上的“闡釋”作為古代文論的提升途徑，重視闡釋的深度與系統性。劉勇強重申了“發現性研究”的重要作用，總結了這種研究方法在調整文學史的坐標體系、對文本推陳出新的“再發現”闡釋、探索古代文學作品對人生經驗超越時空的思考以及古代文學的當代價值方面理論意義。

實事求是，在學術研究中對具體材料作具體分析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也是未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理論方向。劉躍進在總結發言中指出，改革開放促進了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各行各業的迅猛發展。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學術研究反映著改革開放、社會進步所帶來的輝煌成果。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古代文學研究在多元融合中創造了輝煌成績，在回歸經典、回歸傳統中積累了很多經驗，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超越。在此基礎上，相信下一個40年的古代文學研究，一定會具有更加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