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城市數量不斷增多、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市區人口已經或將要超過1000萬。一般而言，人口超過1000萬，謂之超大城市或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的出現，給城市管理帶來嚴峻挑戰，如何規避或化解“大城市病”是擺在所有超大城市面前的重大課題。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一千年大計，對解決我國北京等地存在的“大城市病”難題具有重大意義。

基于“虹吸效應”，某種意義上，城市規模越來越大是一種必然趨勢。但城市規模大并非“大城市病”產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大城市病”是或然因素，不是必然因素。有些小城市也出現了交通擁堵和環境惡化，而“大城市病”也并非不治之癥。紐約、倫敦、東京等都曾患過嚴重的“大城市病”，現在城市人口并沒有減少，但城市污染大大減輕，城市變得越來越宜居。

綜合國內外經驗看，有三種手段可以用來防治“大城市病”：

一是產業結構調整；

二是發展新的城市組團，打造“反磁力中心”；

三是和周邊城市一體化發展，形成城市群。

產業結構調整是防治“大城市病”的有效之策。超大城市人口多是城市產業聚集導致的結果，產業尤其是工業是“大城市病”產生的主要原因。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甚至是重化工業也集中在大城市。廢水、廢氣、廢渣等對城市環境造成了惡劣影響。經過調整，重化工業搬離大城市，大城市主要發展服務業和居住，污染源就會大大減少。

打造“反磁力中心”是超大城市防治“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也就是規劃建設“新區”，使其比老區更具有吸引力，就能減輕超大城市主城區壓力，緩解甚至消除“大城市病”。要提高新區吸引力，就要對新區增加投入、推進體制創新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使其交通更便捷、設施更完善、環境更美好，吸引更多的人到新區就業和居住，吸納各種要素向這里聚集。

城市群是化解“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徑。超大城市應和周邊城市一體化發展，形成影響力和輻射力更大的城市群。隨著超大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周邊中小城市就會發展起來，形成都市圈或城市群。都市圈是以大都市為核心，產業鏈條向周邊延伸，周邊地區的城市和農村受到輻射帶動，與大都市形成分工合作關系，周邊城市便成為大都市的衛星城。

城市群是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區域空間形態的高級現象，能夠產生巨大的集聚經濟效益。一般情況下，幾個都市圈共同形成一個城市群。在城市群范圍內，核心城市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而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區位劣勢在弱化、成本優勢在強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既能夠協調發展，又可以使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不但有利于促進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也可以做到互利共贏。所以，在國際上影響較大的城市均有一個城市群作為依托。周邊的城市發展了，城市群形成了，“大城市病”就能得到緩解直至根本消除。

當然，超大城市功能強、規模大、人口多，“大城市病”治理難度可想而知，因此需多管齊下，多措并舉。

首先要調整規劃理念，使規劃更科學。超大城市的問題和“大城市病”的產生源于規劃理念僵化。僅控制人口或通過規劃控制人口還不夠。城市規劃應依據區域發展戰略和區域規劃，吸取區域經濟學理論和新的區域發展理念。

其次要建設現代城市。現代城市即生態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海綿城市、循環城市、綠色城市等。空間緊湊、產城融合的城市才是現代城市。應創造條件并大力倡導綠色出行，減少機動車使用。城市組團之間要強制性間隔，防止大城市的熱島效應。

再次，通過規劃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限制城市邊界不斷蔓延，劃定城市發展邊界。目前超大城市加強城市管理用得最多的是規劃手段和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未充分利用。要制定政策，使低附加值產業在超大城市無法生存。應通過地租、房租提高超大城市產業發展的成本，使批發市場、一般制造業自動搬離市區，轉移到周邊城市和小城鎮。如此，人口就會隨之轉移，周邊的中小城市就會發展起來，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

最后，提高市民素質，讓所有的人包括農民工成為合格市民。在城鎮化過程中，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務工經商，這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應加快市民化進程，不僅在待遇上、公共服務上、社會福利上實現均等化，而且在素質提升上，在責任心、紀律性上，在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上進行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