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復蘇帶來了就業(yè)機會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榮程度提高的希望。

●美國經濟政策走向仍然不確定,全球融資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以及歐洲地區(qū)政治分歧可能延續(xù),短期內對世界經濟增長構成主要風險。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抵制經濟全球化的情緒升溫,將對全球經濟長遠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

在日前剛剛閉幕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大會上,全球經濟增長勢頭、美國經濟政策走向、去全球化、提高生產率和促進普惠增長等一系列問題,成為本次會議的焦點,凸顯出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加速和風險上升并存的特征,也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緊密把握經濟核心問題,繼續(xù)探索促進經濟增長之路。本報記者就此對IMF秘書長林建海、經濟學家劉菲進行了書面專訪。

全球經濟活力逐漸恢復

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發(fā)布最新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上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請問支撐全球經濟走強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好消息是,經過危機后多年令人失望的增長,世界經濟勢頭正在加強。全球經濟增長總體穩(wěn)健,發(fā)達國家制造業(yè)采購經理人指數上升,市場信心指數也相應升高。有跡象顯示,全球貿易量也在隨之增加。這也是IMF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速提高至3.5%和3.6%(2016年為3.1%)的主要原因。周期性復蘇帶來了就業(yè)機會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榮程度提高的希望。

發(fā)達經濟體制造業(yè)總體增強,前景良好。如果美國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有助短期增長,也會給全球經濟帶來一些正面的溢出效應。2017年,預計歐元區(qū)和日本的經濟也將繼續(xù)恢復。

2017年,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經濟體繼續(xù)貢獻著全球GDP四分之三以上的增長。IMF將中國2017年經濟增速預期上調至6.6%。這是基于整體經濟穩(wěn)健性、經濟政策的可信度和預計實施的刺激政策等多方面考慮的綜合測算結果。中國是繼續(xù)推動今年全球經濟加速復蘇的重要動力。

總的來說,得益于諸多國家近年來實施的穩(wěn)健政策和經濟改革努力,2017年全球經濟活力將會提高。

三大不確定因素威脅短期增長

問:2016年世界經濟遭遇了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美國大選特朗普勝出兩大“黑天鵝”事件,從目前國際形勢看,短期內全球經濟會面臨哪些“逆風”?

答:首先,美國經濟政策走向仍然不確定。如果美國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降低企業(yè)稅和改善教育等,其總需求將會提高,促使增長在短期內高于基準水平。然而,如果美國改變其貿易政策,收緊進口,干預公司的跨國計劃,進行移民管制等,可能會導致國際經濟關系的變化。這些風險可能會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產生負面溢出效應。

第二,全球融資環(huán)境的變化。在美聯儲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作出加息舉動之后,美元匯率和長期利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如果利率上升、美元持續(xù)走強,不僅影響美國國內投資和消費增長,也可能帶來連鎖反應,收緊全球融資環(huán)境。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經濟體的國際融資成本也可能會隨之升高,甚至可能出現較大規(guī)模的資本外流,給國內經濟和銀行業(yè)帶來動蕩和壓力。對于那些高外債國家,美元升值更會增加償債負擔,從而引發(fā)財政或金融市場壓力。另外,歐洲銀行業(yè)的恢復進展緩慢,銀行業(yè)整體盈利能力自然較低,潛在風險也不能忽略。

第三,歐洲地區(qū)政治分歧如果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可能會拖延結構性改革和其他經濟改革進程,妨礙經濟恢復和增長。英國“退歐”條款的談判結果如何、過程多久?法國選舉后經濟政策會有什么樣的變化?在歐洲整體需求依然疲軟,通脹也仍未穩(wěn)定地回到目標水平的情況下,這一系列不確定性可能會影響市場信心和私人投資,并削弱這些經濟體的增長,從而對其他國家產生連鎖影響。

中長期世界經濟面臨兩大挑戰(zhàn)

問: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數年,世界經濟進入所謂的“新常態(tài)”后,眾望所歸的“新動能”遲遲未能顯現。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經濟中長期發(fā)展面臨哪些主要挑戰(zhàn)?

答:受2008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籠罩多年的發(fā)達經濟體,近期出現了一些對經濟全球化、對七十多年來支撐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建筑”的懷疑。這些問題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包括多年來經濟增長疲軟、經濟蛋糕沒有增大、經濟結構變遷、經濟政策實施不到位,以及技術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一些影響。

挑戰(zhàn)之一: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

全球金融危機后,發(fā)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急劇下降,這進一步加劇了危機前就已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且此后生產率增速始終低迷。全要素生產率衡量除了生產資本和勞動力貢獻之外,其他所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效率等,也是衡量一個經濟體生產實力進步的有效指標。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發(fā)現,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在2008年危機之前已經開始放緩,危機發(fā)生后更進一步下降,在新興市場尤為明顯,從危機前的2.5%左右降到目前的0.8%左右。從2008年開始,發(fā)達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非常低,甚至出現負增長。

全球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受到一些結構性問題的制約。通信技術的發(fā)展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交流、通訊越來越便捷。然而,它們未能轉換為生產效率的提高。另外,勞動力老齡化導致人力資本積累減緩、全球貿易一體化放緩等也是制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因素。

挑戰(zhàn)之二:抵制經濟全球化的情緒升溫。

近年來,許多國家,尤其是發(fā)達經濟體,出現經濟增長低和失業(yè)高并存的局面。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未得到廣泛的分享,從而推動抵制經濟全球化情緒的上升,內向型政策也逐漸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從另一角度,全球和區(qū)域供應鏈和貿易網已經形成,逆轉這一趨勢不僅困難,還會妨礙經濟增長。讓我們分拆一下蘋果手機的生產:中國和美國各占其生產成本的1/8左右,韓國約占1/4,日本和歐洲共占1/10,剩下的由全球其他國家貢獻。再看波音客機,引擎由英國、美國共同生產,機翼來自日本和韓國,尾翼來自中國、意大利和美國,機艙門由法國生產,還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部件。全球經濟化已經深入到市場,并在促進生產力、提高人們生活水平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了解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回避問題甚至倒退。

積極推進四項應對措施

問:在這樣的全球經濟趨勢下,主要經濟體的政策部署應如何取舍?

答:雖然短期內全球經濟形勢正在改善,但中長期內全球經濟隱患仍未消除,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和指導。簡而言之,可以從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健全金融體系,增強風險應對和管理能力。

據IMF估計,如果利率上升過快過高,美國有近4萬億美元的公司資產價值可能受創(chuàng),其中40%的公司盈利將會不足以償付利息。在歐洲,73%的銀行股本收益率較低,其中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超過90%的銀行存在這一問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銀行若要將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提高到合適水平,則還存在1200億美元左右的缺口。

現代金融體系不僅起到金融中介作用,它也是宏觀經濟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宏觀調控、政策導向等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如果金融系統(tǒng)存在潛在問題,比如不良資產比例過高、信貸風險過于集中、本幣外幣資產負債錯配等,一個小的實體經濟沖擊就有可能通過金融系統(tǒng)引起連鎖反應。

因此,各國應加強自身風險管理和應對能力,健全金融體系。通過完善發(fā)展金融監(jiān)管框架和機制,最大限度降低外部風險可能帶來的負面沖擊和破壞性。尤其是在金融業(yè)快速發(fā)展的新興市場國家,監(jiān)督監(jiān)管機制的發(fā)展往往滯后于金融產品和市場的發(fā)展,在這方面應有所加強。

第二,提高生產率,做大經濟蛋糕。

我們需要一個“三管齊下”的政策組合,優(yōu)化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組合,穩(wěn)定當下良好增長勢頭。

一些經濟體增速依然較低,失業(yè)率非常高,因此可以促進經濟恢復為首要任務,采取相對寬松的財政政策。但是如果同時債務很高,在國際市場上融資困難,或者融資成本過高,財政緊縮則有必要考慮。在一些經濟體,需求依然疲軟,通脹也未穩(wěn)定回到目標水平,這就需要繼續(xù)提供貨幣支持,并且更加重視有益于增長的財政政策和收支結構。比如,改革稅收和福利制度以激勵私人投資并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在有預算空間的國家擴大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有一項重要的政策措施是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包括各種對經濟結構、資源配置的優(yōu)化和機構效率的提高。新興市場主要可以側重于改善勞動力市場,消除行業(yè)壁壘以提高競爭力等。

更為根本的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振生產率。在貿易往來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支持下,做大經濟蛋糕,這是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重要渠道。

但我們應該如何提高生產率?首先應當促進創(chuàng)新。更多地投資于教育和基礎設施,以及為研究和開發(fā)活動提供稅收優(yōu)惠。其次需要穩(wěn)定的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優(yōu)化了國際資源配置,提高了生產專業(yè)化,降低了生產成本,最終帶來規(guī)模效應并上升到經濟的全面繁榮。貿易也可以促進知識和技術的傳播,促進生產力增長和新產品研發(fā)。

第三,促進普惠增長,分享增長成果。

如上所述,技術和貿易也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包括一些行業(yè)萎縮,對勞動力需求結構的變化導致的失業(yè),收入不平等的升高等給一些群體和地區(qū)帶來的社會挑戰(zhàn)。我們應避免制定那些可能對貿易、移民、資本流動、跨國技術交流造成嚴重破壞的政策,并采取積極勞動力和收入稅收改革措施,讓更多人分享增長的成果。這就需要政府介入,推出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可幫助勞動者向新工作過渡。這些措施包括有針對性的教育項目、技能培訓、就業(yè)激勵等,并為低技能工人提供幫助,讓他們能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從無人駕駛汽車到機器人律師,如今的技術創(chuàng)新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這樣的快速發(fā)展也對勞動者提出了不斷提高技能的學習要求,從學校教育到工作培訓,再到面向所有社會成員的在線課程等。追趕社會的發(fā)展,自身的努力也必不可少。

第四,促進國際合作,完善并鞏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結構。

如今全球貿易、金融高度互聯,全球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增長。1980年,流向發(fā)達國家的國際資本僅占其GDP的5%。到危機前的高峰期,流入發(fā)達國家的國際資本占其GDP的25%。同期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占其GDP的比例也從5%上升到約13%。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策往往會超越國界,引起重大溢出效應。國際協調可以使單個國家支持需求的措施產生更為積極的、正面的溢出效應,從而加強了這些措施的全球效果,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政策空間。

因此,我們需要支持強有力的國際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全球金融監(jiān)管改革,維持金融穩(wěn)定,提高防范、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維護公平競爭的環(huán)境,包括避免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等扭曲性政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用以幫助新興和發(fā)展中國家更好地應對國際資本流的波動;推進協調互利的國家間經濟政策和穩(wěn)定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