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共享要素

共享經濟，作為互聯網信息時代全新的經濟形態，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自以物易物時代開始，共享觀念就開始在中國古代先民日常的生產生活中生根發芽。甚至有學者提出，從大禹治水開始，共享觀念已經融入中國文化之中。與現代共享經濟通過信息技術對閑置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共享要素大多體現在樸素的平等、公平、均平觀念和互利互惠的早期商業觀念及其實踐中，并且在中國古代人民的日常起居環境中形成了早期的公共空間形態。

先秦時代形成的共享觀念

夏、商、周三代，中國基層社會實行村社共同土地所有制，與其不發達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這種土地所有制蘊含著共享、互助的生產關系，而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也是古代政治統治者對共享的制度設計。春秋戰國時期土地所有制由村社公有的井田制轉向了土地私有制，稅收單位也由村社轉向了農民個人，賦稅不斷加重。

在此背景下，孔子提出統治者要“薄稅斂”“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主張，以上古時代的互助共同體的標準，描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孟子則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提出一種“出人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的村社組織，強調體恤別人的道德感在互助共同體中的紐帶作用。然而，在西漢以后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著名的“義利之辯”往往強調重義而輕利。在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今天，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更具借鑒意義。墨子在《兼愛》篇中主張“遠施周遍”，不分親疏厚薄。這體現出共享觀念中必不可少的平等要素，只有在社會共同體成員具有平等地位的前提下，共享才可能在互通有無中實現。與此同時，作為“農與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強調一種互愛互利的雙向關系，建立一種符合小生產者、手工業者的經濟新秩序，“利人者必先利之”的功利思想更能夠為現代共享經濟的發展提供思想準備。

鄉村集市構成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重要平臺

在“農本商末”的傳統社會中，鄉村集市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古代人們進行物資交換時，由于缺乏統一的標準，也沒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往往造成市場交易雙方不平等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漢代初年政府規定，各村鎮每旬固定三天時間為集市物資交換時間，并設公證人叫價評議，由此形成了原始的貿易市場。據明代謝肇淛《五雜俎?地部一》描述，“嶺南之市謂之虛，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謂之‘趕集’”。

早期的集鎮上人們多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在交換中實現產品的流通與共享。隨著歷朝歷代的發展演變，極少數工商業較發達的地帶，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近代意義上的集鎮，中心城市和鄉村之間，形成了大小各異，功能不同的集鎮差等格局。集鎮的經濟活動從以物易物轉向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在近代社會的經濟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江蘇的某些被稱作“鄉腳”的集鎮，已經成為聯通城市和鄉村的商品交換平臺、商品流動中心和交通運輸樞紐。從集市的功能特性來看，集鎮的社會活動也是廣大農村地區主要的娛樂活動場所，同時承擔著廟會等宗教性聚會功能。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與近代，鄉村集市與集鎮承擔著扮演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平臺的重要角色，在集市上增進商業信息溝通，實現商品互通有無，則為共享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