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是什么時候、是怎么定下來的？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開頭指出：“1949年的7月1日這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28年了。”董必武在回憶一大時也說：“‘一大’問題，在中國文獻上是一個字也沒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據。我記得綱領提出來了，7月1日這個日子，也是后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到的。”董老這里所說的“后來定的”，以及毛澤東使用“表示”這個詞，都說明“七一”作為黨的生日，是一個象征性的日子。

大約20世紀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與子女的談話中，明確說：“在上海開的第一次黨代會并不是7月1日這一天開幕的，但會議確實是在7月召開的；7月1日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個象征性的紀念日。”

最初以黨誕生的月份為依據紀念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處于秘密狀態，或處于艱苦的戰爭環境和白色恐怖下。那個時候，黨還顧不上組織大規模的統一活動慶祝自己的生日，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考證一大召開的確切日期。

為紀念黨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陳潭秋在共產國際機關雜志《共產國際》（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后來又發現了一份陳潭秋1936年7月在慶祝黨的15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提綱）。講話中談到：“代表團因為我是參加過黨的成立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黨員，要我作關于黨十五周年紀念的報告”。陳潭秋的文章和講話（提綱）都是以黨誕生的月份為依據進行紀念的，并沒有確切指出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逐步建立了以延安為中心的比較穩固的根據地。七七事變后，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內政治環境相對寬松。到了1938年，為紀念黨成立17周年，許多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延安的同志，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大會召開的時間，以隆重紀念黨的生日。可是，毛澤東和董必武都只記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開的，至于具體日期，由于年代久遠，又無檔案資料可查，已經記不清了。

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哪一天召開？長期存在不同說法。

一大代表共有13名，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這些一大參加者，對一大的召開日期有著不同的回憶。

毛澤東1936年在陜北同斯諾的談話中提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2年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并決定建立共產黨……”董必武回憶也說是他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回憶也說是“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他們三人，只籠統地說是7月。

李達在《七一回憶》中說：“1921年7月1日下午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樹德里3號的樓上，正式開幕了。”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交換意見的結果，決定7月1日正式舉行大會”“1921年7月1日下午3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

劉仁靜回憶他是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后參加黨的一大的。他說：“‘少年中國學會’年會開會的時間是7月2日”。包惠僧則回憶：“開會的時間，是在各學校放暑假不久，約計總在7月10日左右……”他們二人回憶的開會日期差不多。

陳公博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中說是7月20日。陳潭秋1936年發表的文章中說“中共第一次大會是在七月底開的”。這二人的回憶將一大開會日期指向7月下旬。

何叔衡、李漢俊、王盡美、鄧恩銘由于犧牲較早，沒有發現他們留下關于一大的回憶資料。

另外，史學界對一大的召開日期一度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蘇聯的B·H·庫秋莫夫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說是6月。臺灣的郭華倫在《中共史論》中說是7月27日。

在國內，有關黨的一大，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而共產國際保存的兩份文件，既沒有名字，也沒有文件時間。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馬林把當時的文件都帶走了，卻沒有交給共產國際。另一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沒有中央，文件沒有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