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湖橋另一邊,也是家

如今做得風生水起,但施榮懷對社會工作,卻并不是一開始就堅定熱忱。

年輕時,花費頗多心血才在家族棉紡織企業中“找到感覺”的施榮懷,并不熱衷在其他公職上分心。真正決定為社會事務付出心力,離不開父親的感染和鼓勵。

“父親不對我們提過多要求,他最大的希望,是我們做生意之余,多服務社會。”施榮懷的父親,是香港著名愛國企業家、社會活動家施子清。

因為社會活動廣泛,施子清的頭銜,多到幾乎數不清。連續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被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聘為香港事務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特區太平紳士……眾多頭銜與榮譽背后,是施子清仿佛花不完的精力,是他愿意扛在身上,關于家鄉、關于香港、關于祖國的責任。

施榮懷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熱情,來自父親的言傳身教;對國家的認同、從事商業活動的理念、對家庭的關注、也無一離得開父親的影響和教誨。

上世紀60年代末,尚不滿10歲的施榮懷跟隨父母,第一次離開香港,離開“小小唐樓”的家,回福建晉江祭祖。

濕熱的羅湖橋以南,施家大大小小卻都套著層層疊疊的衣服,準備過關。因為“穿在身上的東西不用打稅”,年幼的施榮懷,乖巧地聽從父母的安排,一邊止不住得冒著汗,一邊內心雀躍期待“回家”。

路途多波折,終于踏上家鄉村道那一刻,年幼的施榮懷意識到的,卻是巨大落差。泥濘的道路,破敗的村屋,遠不及自己干凈和整齊的村民……眼前每一個存在,都在否定著施榮懷曾構筑的關于家鄉的美好想象。

不過,即便如此,待足幾天的施榮懷,還是打心底里生出了一份親近和認同,“那大概就是血脈”。他也知道了,為什么父親關于家族歷史一遍遍講述中,從來沒有“福建晉江”的缺席,“這里遠稱不上好,但這里是我們的家啊!”

自此以后,年紀小小的施榮懷心里也有了確認:晉江是家,香港也是家。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移民熱”在香港逐漸興起,當時每年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都在兩三萬人以上。施家已是身價過億的商界新貴,帶著一大筆錢移民對于四兄弟來說并不是難事。

“當時父親召集全家人開家庭會議,他說:如果你們要移民,跟我說一聲,我一定接受你們的意見,你們每人也可以帶走一筆家產。”父親的提議讓施家兄弟感覺吃驚,那一瞬間,屋子里安靜之極。當時的情景,施榮懷至今仍記憶猶新。

其實施子清只是在試探兒子們的態度。

片刻猶豫之后,施家兄弟做出一致選擇:“我們不移民,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對中國的發展有信心!”

說起當年的選擇,施榮懷臉上滿是驕傲。“有很多人移民后拿著外國護照回香港工作、生活,但我們四兄弟始終都是拿著香港特區護照。感情在這里,根在這里,不一樣。”

施家全都留在了香港。

后來,乘著國家改革開放春風,受惠于“一國兩制”賦予的優越條件,施子清先后在上海、江蘇、福建、廣東、湖南、江西等地投資辦廠,投資網絡遍及全國。四個兒子也分別在地產、投資、貿易、證券等行業深耕。創辦于上世紀70年代的恒通資源集團,發展成為一個以進出口貿易、紡織、工業、房地產、證券業為主的多元化企業。

香港與施家企業的發展,也實在驗證了施家選擇的正確———幾十年前,年少的施榮懷到父親小小的辦公室,只能看到四張小小的寫字桌。而現在的恒通,已是矗立在香港筲箕灣的一幢獨立大廈。站在辦公室窗邊,施榮懷可以輕松望向遠處的海,望向北方的國與家。

2000公里外的闖蕩

如今,對溫文儒雅的香港人施榮懷來說,合身且舒展的西服可算是“標配”,也稱得上是標識。但場景倒轉至30多年前的內地,西服帶給他的感覺,卻并不怎么良好。

1986年初,到北京談生意的施榮懷,同樣穿著一身筆挺的西服。20多歲拘謹青澀的他,在當時一眾“中山裝”的包圍下,更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本來就是硬著頭皮來的北京”。

1985年,學化學專業的施榮懷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畢業回港。靦腆安靜的他,本打算要再回美國深造。但正值施家紡織原料業務處于起步階段,父親鼓勵他幫忙家族生意。一番“思想斗爭”后,施榮懷進入家族企業。

到公司后,施榮懷接到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到距離香港2000公里之外、“陌生又神秘”的北京,談生意。

“當時真的很緊張,提前兩三天就睡不著覺,把到北京找誰,和人家說什么話都寫好了。”可出乎意料的是,“我在北京待了一星期,誰都沒有見著。這些客戶都與我父親年齡相仿,我打電話過去想約他們見面,他們第一句就問:你爸怎么沒來?接著又問:那老大呢?”當年,略帶學生腔的施榮懷,是生意伙伴眼中不足以代表家族的“二公子”。

到處碰壁的施榮懷委屈又落寞,臨走前干脆去了趟頤和園。一圈圈走在結實的昆明湖冰面上,施榮懷感覺身體冰冷,頭腦卻慢慢清醒。“我怎么能經歷一次挫折,就沒有了勇氣?”

如今的施榮懷談起這段經歷,焦慮退去,剩下的只有對北京純粹的感情。“當時來北京談生意其實不大方便,打不到車只能走路,住涉外酒店,打電話也很麻煩……但它給了我勇氣和開始。自那以后,我也一路見證了北京的巨大變化。”

機會總會留給有準備、不氣餒的人。不斷摸索的施榮懷,終于在1987年做成了自己第一單生意。由他牽線,當時的天津真棉織品公司從韓國進口了一批價值20萬美元的羊毛紗,作為中間商,施榮懷凈賺15000美元。

逐漸地,施榮懷在家族與內地的生意里,扮演起了“前哨兵”的角色。

1988年,施家同遼寧相關部門合作,到朝鮮開拓市場。交通和生活都很不方便,甚至也沒有電視、沒有娛樂,每周只有一次航班……開始時施榮懷很不適應,但經歷過談判方式,財務習慣等重重考驗之后,他獲益匪淺。

現在提到這些過往經歷,施榮懷除了對其中“了不起”的細節如數家珍,更是對父親不斷向內地“深耕”的眼光欽佩不已———上世紀80年代,與內地深度合作的港商并不多。

漸漸地,施榮懷也發展起自己的供應商和買家網絡。“他們到香港會直接找我,不再會繞開我去找父親和大哥了。”施榮懷的商業能力,也慢慢得以施展。

1997年香港回歸以后,施家企業向內地邁進的步伐越來越快,合作也越來越充分。1998年至1999年,施榮懷接手了家族內幾乎全部的紡織原料貿易業務。

“那時候做紡織品貿易這行的,沒人不識施榮懷。”當時,已有七八家公司一起在內地市場競爭,但恒通的市場占有率一直數一數二。

細數回歸前后企業的發展,施榮懷體會尤其深刻,“我們的家族生意能越做越大,真正得益于與內地的了解與合作,得益于‘一國兩制’制度,得益于我們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