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慘案后，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和中共廣東區委根據中央關于聲援上海人民斗爭的指示，決定指派鄧中夏、黃平、楊殷、楊匏安、蘇兆征組成黨團，到香港組織罷工。經過短短幾天的發動，工人們紛紛表示贊成舉行罷工，聲援上海反帝愛國運動，并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作為香港組織罷工的公開指揮機關。由蘇兆征任干事局長，黃平任外交委員，鄧中夏任參謀長。6月中旬，中共廣東區委又指定馮菊坡、劉爾嵩、施卜、李森、林偉民、陳延年組成黨團，負責發動廣州洋務工人罷工和組織接待香港罷工工人。

具有愛國光榮傳統的香港工人，為聲援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于1925年6月19日開始舉行罷工。6月19日，首先起來罷工的是香港海員、電車工人、印刷等行業工人，其他行業工人也爭相響應參加了罷工。半個月內，參加罷工的人數近20萬人，并通過全港工團委員會對香港當局提出了要求。

港督史塔士對于罷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慮，宣布緊急戒嚴，調集英軍進入市區，對于華籍警員全部繳械；同時，禁止糧食對內地出口，封鎖廣州國民政府等辦法對付罷工工人。

港英當局的這些行動，更加激怒了香港工人和華商。有10萬多名工人、職員在蘇兆征等人的率領下回到廣州。皇仁書院的學生500多人也在6月21日罷課返回廣州。全國總工會和廣州國民政府熱情接待返回廣州的香港工人，妥善安排罷工工人的生活。

“沙基慘案”發生后，罷工進一步擴大。香港罷工工人很快擴展到25萬人。省港罷工工人為統一領導，組成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和最高的執行機構———省港罷工委員會，推舉蘇兆征為委員長，李森為干事局長，鄧中夏、廖仲愷等為顧問，還特設財政委員會、會審處、保管拍賣處、法制局、筑路委員會和罷工工人糾察隊。此外還有工人宿舍、飯堂、醫院，維持罷工工人正常的生活秩序，具體處理罷工斗爭中的日常事務。中國共產黨在罷工委員會內建立了黨團組織，建立黨團特別委員會，鄧中夏任書記，直屬中共廣東區委領導。凡重大問題都通過黨團組織討論，再通過大批積極分子貫徹下去。在罷工工人組織中擔負各種職務的共產黨員，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取得群眾信任，以保證共產黨在大罷工中發揮領導作用。為了不影響廣州等地市民的正常生活，鄧中夏、陳延年、蘇兆征等經過研究，提出“單獨對英”的策略，提出了一種“特許證”制度，規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準其直來廣州”，取得廣州國民政府的同意。

廣州國民政府宣布對香港實行嚴密封鎖。工人糾察隊駐防各海口封鎖香港，嚴格緝拿帝國主義奸細，嚴禁走私物資出港。周恩來從黃埔軍校、鐵甲車隊抽調了徐成章、周士第等優秀的軍事干部到糾察隊擔任教練，積極協助鄧中夏培訓糾察隊員。很快，廣州國民政府封鎖香港的政策收到了實效，給予港英當局重大打擊。港督史塔士無奈，只好于9月28日派出華商8人赴廣州試行談判。11月1日，港英政府再派華商為代表赴廣州談判。

1926年夏，廣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數千罷工工人組成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慰勞隊等開赴前線，罷工工人糾察隊鎮守后方。同年10月，中共廣東區委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根據形勢的變化，宣布結束罷工。這場罷工堅持長達16個月之久，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也屬罕見。對香港而言，大罷工迫使港英當局對其統治政策采取了重大的調整，逐步減輕了對華人的歧視與壓迫。香港第17任總督金文泰一上任，即打破了行政局歷來不許華人參與的慣例，首次委任了一名華人為行政局成員，之后又擴大立法局組織，增加了兩名華人非官守議員。在社會和文化教育政策上，港英當局也逐步開始調整，1927年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改變了歷來港大只以英文授課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