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真學者須有好心性

韋卓民一生治學，其實也可以用“坎坷”兩個字形容。除在青少年時代有過一段較為短暫、平靜的學習經歷外，韋卓民亦需為稻粱謀。1904年，16歲的韋卓民就因為父親病逝而不得不半工半讀。游學歐美期間，更是因為生計所迫不得不數(shù)次提前回國，但是生活的窘迫并沒有磨滅韋卓民好學、求學、治學的志向，反而為他磨煉出了成為真學者所必備的良好心性。何謂真學者？擔當學者之名，必須有學者之實，而欲成就學者之實，須先磨煉出學者的好心性，沒有好心性就沒有真學者。

坎坷的生活為韋卓民磨煉了好心性。1919年，韋卓民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僅用一年時間就完成學業(yè)通過答辯，獲得哲學碩士學位，隨后又用一年時間以全優(yōu)成績修滿博士課程，只因不愿坐等論文答辯時間而放棄學位，提前回國。為生計所迫，沒有充足的求學時間，他就提高時效，用一年時間完成數(shù)年的工作；在花費一年時間學有所得后，又不愿意為一個博士頭銜而浪費時間去等待，甘愿放棄。求實不求名，為事不惜時。

1929年，41歲的韋卓民回國任重組后的華中大學校長。資金短缺，師資匱乏，舉步維艱。在此逆境下，韋卓民對于學者心性的體悟更加完滿。他在1931年發(fā)表的《中國文化改變中青年應有的態(tài)度》中較系統(tǒng)地談到了個人心性問題，認為它是關于個人一生的大事，不可輕視。一個人要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但這些說得多了，反而會把自己個人忘卻了，不知道還有一個個人是需要修養(yǎng)的。因此，大學中的教員和學生應每日拿出四分之一時間加強修養(yǎng)。但這種修養(yǎng)的目的又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謀國家和社會的幸福。

韋卓民雖然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西方哲學方面，尤以康德為重，但他骨子里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