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之后,大銀行、大企業的戰略地位在我國經濟轉型與升級中受到空前的重視。

實際上,戰后世界主要大國實現國家戰略的主要路徑已經由軍事手段變為經濟手段,利用跨國公司是實現國家戰略是其重要方式。許多西方跨國公司為了獲得全球壟斷利益,也愿意借助國家力量,主動充當國家戰略工具。最典型的是美國政府,在國際政治經濟和外交活動中注意發揮大企業的作用,要求其為國家戰略服務,當然也會維護大企業利益,注意培育大企業的國家戰略意識。

從我國實踐看,多數大企業都能夠主動服從國家戰略,并做出積極貢獻,但也有少數大企業缺乏自覺的國家戰略意識,沒有將自身經營戰略與國家戰略緊密結合起來,沒有將推進國家戰略變為自覺行動,不利于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從國際經驗來看,大型經濟體培育大企業的國家戰略意識,需要有導向、有激勵,還要有約束。

全球化與跨國公司密不可分,當今世界的跨國公司主要集中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跨國公司影響巨大,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就談不上國際地位高低。正是通過跨國公司,美國成為全球研發中心、設計中心、品牌中心和管理中心,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處于價值鏈高端,在價值分配中處于有利地位。不少大型跨國銀行,權威評估咨詢機構,擁有核心技術的武器供應商,提供權威信息產品、高端核心材料、現代裝備制造,在冷靜的市場行為中傳遞國家意志,在看似平常的商業活動中執行國家戰略。這些大企業通過自身技術、管理、資本和人才優勢,借助有利的政策安排,得以操縱全球價值鏈分工,重新分配全球財富,從而增加母國財富和實力,進而影響其在全球政治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地位。當然,美國政府也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外交中維護大公司的利益,推動其全球擴張和發展。由于美國政府對于全球發展趨勢的把控更具戰略性,大公司以及大型金融機構在其國家戰略下制定公司戰略,也就更具全球視野,更有益于本公司長遠發展。掌握著經濟主導權的發達國家政府,通過對外援助、扶植盟友政府等外交手段,以及國際組織、國際公約等制度安排,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的擴張創造便利條件。

美國政府主要通過鼓勵并購的方式支持其企業做強、做大、做優。2016年10月27日,福布斯公布《財富》世界500強排名,按照營業收入美國沃爾瑪公司以4821.3億美元排名第一。美國上榜企業134家,營業收入合計84670.53億美元,利潤合計6816.38億美元。從沃爾瑪的發展歷程看,是一路通過并購成長起來的。此外,在全球財富500強的美國企業中,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埃克森與美孚石油、 輝瑞制藥與沃納-蘭伯特購并艾爾健、美國國民銀行與美洲銀行、葛蘭素與史克必成醫藥、花旗銀行與旅行者等都是通過并購發展壯大的。

美國對大企業出現洗錢、操縱市場、逃稅等違規行為毫不留情,堅決打擊,使其不敢、不愿、不想違規。例如,美國政府指控巴克萊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蘇格蘭皇家銀行、瑞士銀行和美國銀行等六家銀行合謀操縱美元兌歐元匯率,罰款58億美元。又如,美國政府指控德國大眾公司使用“作弊”軟件應對美國汽車尾氣排放檢測,對其罰款180億美元。此外,波音、輝瑞、微軟、豐田等大企業都被美國政府重罰過。

正式因為如此,美國大企業對美國政府的戰略目標經常能夠積極地予以配合。例如,特朗普批評F35成本失控,揚言上任后要削減費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立即表示,F35的價格會原先所估計的再下降六成;又如,特朗普在競選時批評福特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資計劃,近期福特汽車宣布取消在墨西哥16億美元的建廠計劃,改為在密歇根州投資7億美元,將帶來700個新的工作崗位。

比較而言,中國大企業的國家戰略意識還有待培養。誠然,近年來活躍在國際市場上的中資大企業,不僅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國家實現既定戰略,功不可沒。“一路一帶”倡議推出三年多來,我國已經和沿線30多個國家簽訂了共建合作協議,與20多個國家開展了國際產能合作,一批有影響力的標志性項目逐步落地。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少數中資大企業缺乏自覺的國家戰略意識,有的充當國際競爭對手的幫手,有的做一些沒有戰略意義國際大型并購,有的在國際市場上和本國企業惡性競爭。例如,商務部發言人指出,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基礎設施領域的電站、大壩、公路、鐵路項目上經常出現幾家中國企業同時競標,有的企業為了拿到訂單,采取低價策略,不斷降價,造成惡性競爭,使中國企業蒙受重大損失。

我們認為,大企業不僅要自覺推進國家戰略,更要基于國家戰略來考慮企業的戰略規劃。大企業的國家戰略意識不僅僅是服從、支持國家的戰略安排,更重要的是深入脊髓的國家戰略意識。國家已經提出的戰略,必須支持、服從;國家沒有明確提出的,大企業也要主動考慮,前瞻性安排,積極諫言,至少要避免損害國家長遠利益。更重要的是,大企業要基于國家戰略來思考自身戰略安排,在規劃企業自身產品研發、技術創新和市場建設策略時,在設計出口什么、進口什么、怎樣定價、如何掌控(市場)策略時都要下意識地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出發。

培育大企業的國家戰略意識既要有導向,又要有激勵,還要有約束。要注意發揮央企的導向作用。在中央層面實施更加清晰的人事激勵與戰略指引,培養央企的國家戰略意識。當前,央企在承擔重大基礎性、戰略性研究方面尤其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發揮主導作用。

要注意消除大型企業國家戰略意識的后顧之憂。政府對外資并購國內戰略企業與市場要保護,中資企業在海外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項目遇到困難時,政府必須出面干預。例如,2016年末,美國總統奧巴馬前簽署命令,以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危害的理由,禁止中國福建宏芯基金收購德國愛思強(一家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的半導體設備供應商)的美國業務。此類阻止中資企業通過并購進入產業鏈高端的行為,本質上國家之間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這種不合理的禁制令對我國創新發展的國家戰略是一種傷害,需要采取適當方式予以干預和救助。

我們還想指出,業界長期以來在認識上存在這樣的誤區:中國企業再大,依然是“幼稚企業”;政府應以保護為主,不能動輒找企業麻煩。由于我們本土企業保護過多,它們走出去之后反而很不適應。古人云,“棍棒之下出孝子”,國際經驗也表明,嚴格的國內監管,對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從來都是正向的。大企業更應該成為守規矩的模范,更應該承擔國家戰略責任,這些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作者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