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教育是植根于本國土壤的創造

記者:您原來學習歷史,什么機緣讓您走上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道路?

周洪宇:1982年1月,我從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被分配至本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工作。當年5月起開始參與編輯《陶行知全集》(以下簡稱《全集》)至1985年《全集》出版,這段經歷,使我的專業與工作有了結合點。它為我打開了一扇窗,完成了研究中國近現代教育史的學術轉向,使我走上了陶行知研究之路。

我30多年的陶行知研究經歷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982年至1991年十年間,我用近四年的時間專注于整理資料、編輯《全集》,再是先后跟隨董寶良、章開沅先生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這段時間可說是為我進入陶研工作打牢根基的十年。

1991年博士畢業至2010年,這長達20年的時間里,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教育學說》、《陶行知與中外文化教育》三本書。

2010年至今,是我在陶研領域成果的爆發期,近七年時間,以每年平均兩三本論著的速度出版20年積累的成果,出版了當年的博士論文《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陶行知大傳》、《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畫傳》、《陶行知生活教育學說》、《陶行知生活教育導讀》和英文傳記《ChangingtheWorldthroughEducation:theLifeofTaoXingzhi》等專著,主編出版《全球視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叢書》(八卷本)等,此外近期還將陸續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增補本)、《陶行知年譜長編》(三卷本,150萬字)、《最后的圣者——陶行知新論》、《陶行知學通論》等。這得益于三方面:一是前期扎根沉淀,打牢根基之緣,一是中期沉潛運思,謀劃突破之故,一是正遇教育改革攻關之時,凡此種種,成為近期大批成果呈現的助力。

記者:陶行知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周洪宇:陶行知立足國情,既反對“沿襲陳法”,又反對“儀型他國”,他在批判地繼承古今中外各種教育思想和總結自己教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先后提出了獨樹一幟的生活教育學說理論。

生活教育學說以“生活”為邏輯起點,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三大基本原理。

同時,他還提出民主教育、科學教育、鄉村教育、師范教育、創造教育、終生教育等具體主張,撰寫出版了《中國教育改造》、《古廟敲鐘錄》、《齋夫自由談》等大量教育論著,培養了李鵬、張勁夫、劉季平、董純才、戴伯韜、張宗麟等大批杰出人才。

陶行知充滿教育激情,滿懷教育救國的理念和追求,從1917年秋回國到1946年7月去世,30年里幾乎沒有一天中斷過教育實踐。除了早年在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各種被視為開風氣的教育改革,還開創性地創辦了從基礎教育、師范教育到職業教育甚至到成人教育和終生教育的各類學校,這些學校后來都成為開風氣之先、引領時代潮流的知名學校。例如,陶行知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市郊老山腳下創辦的中華教育改進社試驗鄉村師范學校(曉莊師范),便是全國鄉村師范學校的濫觴,并被納入當時教育部正式學校體系,此后各地以此為樣板紛紛設立鄉村師范,都學習陶行知辦曉莊學校的經驗,貫徹“教學做合一”的教學原則。

記者:當年陶行知如何參與國際教育交流,他對國際教育有何深刻的認識?

周洪宇: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開放形態。他希望中國的教育改革能夠融入世界教育革新運動的大潮之中。1922年,陶行知專門就中國出席世界教育會議發表了《對于參與國際教育運動的意見》一文,表達了他對現代教育改革國際化的認識。

身處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教育十分落后。但是,這并不影響陶行知對現代教育國際化的正確理解,他從不認為教育的國際交流對落后的國家來說,只有向發達國家學習的資格。他確信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都是植根于本國土壤的創造。雖不能移植,但需要相互學習交流。陶行知指出國際上召開這種會議一般應當完成兩項任務——其一是各國教育的交流,其二是解決教育的國際問題。

陶行知身處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他肩負著探索發展中國家教育現代化的歷史使命。這種特殊的環境,使他不僅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十分關注,而且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教育改革的經驗也很重視。他在幾年時間里走訪了很多國家,拜見了很多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豪。

陶行知在引進現代教育的活動中,采取兼采眾長的態度,他學習外國現代教育思想和經驗的做法,正是將現代教育視為世界性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