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旦大學的校園里，有一棟4層的磚紅色樓房，名叫“智庫樓”。走進一樓大廳，墻壁上張貼著不少“上海論壇”歷年活動的照片。“圍繞全球發展和重大戰略性議題，每年都會有全球數十個國家的政府、企業、高校專家來參加論壇，最終形成‘上海政策建議書’‘亞洲道路’等學術咨政成果。”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張怡說：“‘上海論壇’已成為高校學術交流、政策研究、成果轉化的最重要的平臺之一。”

我國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數的兩院院士、60%的“千人計劃”入選者，以及規模龐大的學生隊伍；黨的十八大以來，高校承擔各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34萬多項，提交各類咨政報告4.3萬篇……高校成為中國智庫建設的重要力量。

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機制，高校如何打破學術與政策的壁壘？如何避免重復、做出特色？怎樣建立評價機制？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如何打破學術和政策的壁壘？政府與高校應形成高效互動

復雜社會如何實現精細化管理？霧霾天氣頻頻出現怎么解決？面對群體突發事件怎樣處理？……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為“城市病”問診把脈，形成了一批卓有成效的解決方案。

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備國家之所需，這應當是大學智庫的職責所在。“但在過去，學術研究和政策咨詢基本就是兩張皮，學者寫的東西政府看不懂，政府要的東西學者寫不出來。現在這樣的狀況有所好轉，但‘兩張皮’貼得還不夠緊。”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張驥說。

“打造學術和政策的直通車，政府和高校就要形成一種高效互動的態勢。”張驥說：“一方面，學者專家要主動把握國家戰略新需求，要知道目前治國理政的困難在哪里，這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政府要主動傳導政策需求，向各高校智庫征求意見、‘點菜’約稿。”

“智庫不是為了研究政策而研究政策，而是要以問題為導向，直面一個個關乎國家發展的具體問題。”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黃旦認為：“高校智庫之所以有別于其他類型的智庫，主要在于高校智庫應該以學術為基礎。要把社會問題、政策難點與自己的學術興趣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以學術服務國家治理。”

理想的智庫研究，是集搞好學術科研、服務國家戰略、提升公共認知為一體的。近年來，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重大戰略中，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身影也越來越活躍：

廈門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等高校依托“一帶一路”相關研究機構，展開了對雙多邊機制下的區域合作研究，涵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等多重維度；南開大學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院，對區域經濟學理論創新、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產業轉移等進行針對性政策研究；東北大學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聯合成立了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為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破解改革發展難題提供智力支撐……

如何破解低水平重復化研究？多學科深度合作，注重學科特色、地方特色

中央強調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之后，“智庫”一時之間成為熱門詞匯，許多高校智庫“應運而生”。但事實上，許多學校對智庫的戰略定位、運行模式、治理結構等還是“一頭霧水”。于是，也就出現了一些低水平、重復化，只有政策闡釋、沒有創造建議的研究報告。

要為國家發展做戰略性、前瞻性、儲備性研究，單槍匹馬是干不成的。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鄭雯說：“社會問題的現實復雜性決定了政策研究必須跨學科發展，必須打破各研究主體之間彼此屏蔽的壁壘。”

鄭雯所在的團隊，自2012年以來，連續5年完成“中國網絡社會心態調查”，對全國范圍內的深度社會心態及演進趨勢進行分析研究，并建設起大數據分析指標庫與詞庫，對國家網絡空間建設提供了咨詢參考與決策依據。

“我們的團隊整合了新聞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計算機等專業的優勢資源，對數億條網絡大數據進行分析，還展開了線下的深度訪談。這樣大規模的研究，是任何一門單一學科所無法完成的。”鄭雯說。

“多單位深度耦合、多學科深度合作”也是上海交通大學智庫建設的有力舉措。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郭新立說：“聯合一批優勢學科、匯聚一批學術強人、集中優勢力量破解領域難題，是智庫研究的不二法門。比如我們的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在人員組成上，既有國際知名大師，也有國內著名學者，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還有來自政府質量部門的管理者，以及大型企業的質量負責人；在學科構成上，涉及了立法、監管、質量管理、品牌文化、大數據技術等等領域。專家學者共聚一堂，更能擦出智慧的火花。”

此外，發揮區位優勢、結合學科特點，也是解決智庫重復研究的一條途徑。中山大學的粵港澳發展研究、廈門大學的臺灣問題研究、上海大學的長江經濟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的司法文明建設研究、中國海洋大學的海域研究，都是根植學科和地域特色、服務國家發展的典型代表。

如何認定智庫研究成果？以實際貢獻為導向，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

高校智庫成果如何認定，如何量化評價？這是智庫建設繞不開的一環，也是令許多老師困擾的一點。

“智庫成果通常以研究報告的形式呈現，并不算作傳統學術論文。如果這樣的研究不算在教師考核和職級評定之內的話，會在很大程度上挫傷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的積極性。”上海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處處長董麗敏說：“還有，一份研究報告往往是團隊合作的結果，承擔不同分工的人，如何分別評定貢獻？這也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問題。”

“目前，國家層面也還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和具體意見措施。對有高層批示或為政府部門采納的研究成果，雖然一些高校會予以獎勵，但更多有實際操作性的指標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復旦大學校長助理陳志敏說：“以往高校人事制度評價的重心在學術研究和學生培養上，智庫這一新領域的出現，也倒逼我們進一步改進評價辦法，以解決國家重大需求的實際貢獻為導向，不斷建立并完善人才考核評價體系。”

在推動決策咨詢成果納入評價體系方面，上海大學已有初步成效。上海大學規定，獲省部級以上領導批示的咨詢報告沖抵1篇CSSCI論文；在《上大智庫專報》內刊上發表的專報等同一篇CSSCI論文；將決策咨詢成果納入部門年度關鍵績效指標考核的計算；對重要的決策咨詢成果予以獎勵，其中特等獎10萬元，一等獎5萬元，二等獎3萬元。

與此同時，上海市在2014年也制定了《關于推進上海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分類評價的指導意見》，對高校智庫研究成果評價機制進行創新，探索建立包括研究報告、咨詢報告在內的科研成果多元評價體系，推進“代表性成果”的評價機制，完善科研人員的分類考核體系，激勵廣大智庫研究者產出更多優秀成果。

除了智庫科研人員，智庫團隊的行政運營人員也值得關注。在復旦發展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服務中心”是國內第一支市場化、專業化的智庫運營團隊。“我們現在正以全新的思維，開門辦智庫，力圖打造一個無邊界的智庫平臺。”復旦發展研究院院長助理黃昊說：“運營團隊對于智庫建設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溝通聯結平臺，能讓智庫更高效地運作。但是目前這一方面的人力資源市場還未形成，一些智庫運營人員的歸屬、權責、晉升都還不明晰，種種問題也亟待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