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確實在過去一段時間,受限于當時的發展需要,而取消了“企辦園”的制度,但是,這并不代表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就不適合我國現在的狀況,時代有所變化,我們的選擇也要適時改變,我們要更清晰地選擇適合這個時代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摒棄。

法制日報記者 朱琳

8月7日,上海市總工會發布的《上海“職工親子工作室”設置及管理辦法》,讓不少娃爸娃媽看到了希望。

上海市總工會鼓勵在全市職工需求集中且有條件的企業、園區、樓宇等單位,探索開展職工子女全托、晚托、暑托、寒托等各類形式的托育服務。

截至目前,上海已開辦了68家職工親子工作室,其中有55家開辦了暑托班。

對于這一規定,各地民眾紛紛點贊,認為其破解了職工帶娃的“痛點"問題,帶了個好頭,值得各地推廣借鑒。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遼陽市第一中學高級教師王家娟認為,可以將“企事業單位辦園”納入學前教育立法中,不僅可以補充“公辦園”的不足,還可以緩解學前教育資源的緊缺問題。

找個稱心的幼兒園不容易

在北京某國企工作的劉薇,有個3歲的女兒。9月份,女兒就該上幼兒園了,但是在家附近卻沒找到一家公辦幼兒園。

劉薇轉了幾家民辦幼兒園,都不太滿意:“環境、師資力量稍好些的,一個月要四五千元,雙語幼兒園收費就更高了。便宜一些的,條件又不好。”

劉薇的工作單位在海淀區,單位附近有一所211大學,學校里就有一個附屬幼兒園。她專門去這家幼兒園了解過,覺得各項條件都不錯,收費也不高,關鍵是她上下班正好帶女兒上下學,實在太方便了。但是,這家幼兒園只招收本校內部教職工子女入園。

劉薇聽說,如果名額不滿或有轉讓名額,可以適當招收校外人員子女。于是她就在社區論壇上發布了一條急需幼兒園轉讓名額的帖子,但是兩個月過去,帖子也無人問津。隨后,幼兒園招生辦也傳來消息,招收人員已滿。

“真是一園難求啊!”劉薇無奈地告訴記者,為了不耽誤女兒入園,與家人商量后,他們選擇離家3公里遠的一個民辦雙語幼兒園,每個月5500元。

劉薇說,女兒入園后,除了家庭開銷大幅增加外,更棘手的問題是,他們沒法按時接送孩子,只好將孩子的姥姥姥爺從農村接來。

劉薇的同事劉曉娜,盡管兒子早已上了幼兒園,卻也被孩子的問題困擾。在兒子幼兒園放暑假期間,因為家里沒人看孩子,劉曉娜一直把4歲的兒子帶在身邊,一邊工作一邊照看兒子。眼看幼兒園就要開學了,跟著媽媽上了兩個月班的兒子終于可以去幼兒園了,可新的問題也來了,誰負責接送呢?

劉曉娜說,她和同事們都特別希望自己的單位能有家屬幼兒園,就像他們小時候那樣,由父母接送,上下班和上下學誰也不耽誤,自己也能安心工作。

公辦幼兒園數量不足

華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秦濤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入園難、入園貴是學前教育中最受社會關注的問題,這也是很多城市的通病。由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穩定增長,很多欠發達地區的人們紛紛涌入一線大城市,他們的孩子也進入城市生活,城市資源結構失衡。

在秦濤看來,由于我國學前教育基礎薄弱,面對日益增長的學前教育需求,顯現出供求不暢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北師大教育學部教授劉焱就曾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舉行的教育界別聯組會議上指出,我國20.99萬所幼兒園,公辦園僅占24%左右,企事業辦園占比9%左右,民辦園占比達到66.36%。學前教育公共服務“公益普惠”程度較低,民辦幼兒園占比過高,質優價廉的公辦幼兒園數量明顯不足,“公辦民辦并舉”格局尚未形成,質優價廉的公辦幼兒園成了“一位難求”的稀缺資源,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

“由于我國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和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責任,減輕了社會負擔。但隨著這項制度的取消,我國普惠性幼兒園短缺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秦濤指出。

“與此同時,家長對孩子教學的重視程度在持續提升,教學競爭的起跑線在提前,越來越多的家長想給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加優質的學前教育,但是由于私立幼兒園與公立幼兒園之間有較大差別,使得家長們還是更偏愛公立幼兒園。”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副教育長吳錦良說。

多位家長向記者反映,北京公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在收費方面差距很大,公辦幼兒園的收費普遍較低,與城市消費水平、收入水平無明顯關聯。在實際收費過程中,疊加餐費、學習用品費、保管費等費用,公辦幼兒園的總體收費一般在每月600至1200元,僅為同檔次民辦幼兒園的四分之一。

“由于民辦幼兒園收費高,再加上我國二孩政策的放開,不少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對于這樣一筆費用更是難以承受,有的甚至拖累年邁的祖父母,出現拿老人的錢養孩子的現象,有的直接讓退休的老人專門負責接送孩子。”王家娟說,如何解決孩子上幼兒園難的問題,不僅是每一個家庭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應當重視的民生問題。

支持企辦園呼聲高

身為教育工作者,王家娟也同樣被“入園難”困擾著,她的孫子快兩歲了,家里人說要提前爭取一個公立幼兒園的名額,就怕晚了報不上名。

“如果由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王家娟談起二三十年前,她兒子上的幼兒園就是單位自辦的。那時候,王家娟上班的時候就將兒子帶上送到單位附屬幼兒園,下班的時候,一并將兒子帶回家。

“中午還可以去瞅瞅,及時了解孩子在幼兒園的動態,對孩子的成長教育都有好處。”王家娟說,這樣一來她就可以安心工作,不用擔心孩子的狀況。

對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各地也有很高的呼聲。

今年深圳市人大會議期間,“如何調動資源推動學前教育發展”引起了60余名市人大代表的高度關注。深圳市人大代表劉也認為,企事業單位創辦幼兒園或幼兒教育中心是削減入園壓力、節省成本、穩定企事業單位長效發展的創舉,支持優質公辦園與企事業單位合作辦學,將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規模化發展。

深圳市教育局近日表示,將啟動對《深圳市民辦學前教育機構設置標準》的修訂,探索舉辦規模較小、服務形式靈活多樣的學前教育機構,鼓勵包括企事業單位、慈善機構、社區組織和公民個人多途徑、多形式參與辦學。

安徽省近日公布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實施方案(2017-2020年),明確支持事業單位和集體辦園,擴大特殊學前教育資源,優先利用中小學閑置校舍進行改建或增設附屬幼兒園。

2016年9月到11月,上海市總工會與上海社科院的一份調查顯示,70%的職工因為保姆費居高不下等原因選擇將孩子交給自己的父母照料。其中,絕大多數職工贊成企事業單位參與辦托兒所,近九成網友支持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托兒所。

“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有很明顯的優勢,本身這些同一個單位的家長之間彼此認識,下一代們在一起也就減少了沖突,降低了由于不同文化階層帶來的隔閡,給孩子的成長營造了更融洽的氛圍,也便于幼兒園管理。”秦濤說。

“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有利于女性工作者的解放,有利于改變廣泛存在的女性就業歧視。”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管華解釋說,不少女性在工作和帶孩子上難以兩全,造成工作單位不愿意雇用這種“有負擔”的女性,如果帶孩子與上班能夠同步進行,那么由此帶來的歧視可能會大大減少。

秦濤補充說,這也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吸引更多高質量人才加入,而不必擔心家庭和工作不能兼顧的問題,企業給員工創造良好的環境,員工必定會在工作中給予更多的回報,從而產生雙贏的效果。

企辦園并非走過去老路

對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目前仍有不少爭議,其焦點是,重提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是否在走幾十年前的老路。

西安文理學院教授魏奇告訴記者,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辦幼兒園并不陌生,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企業辦社會”,如果現在再回到這種模式,無疑是一種倒退,容易混淆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責任,將本該社會承擔的責任推給了企業,使得企業不堪重負,不符合現代企業的理念。同時,優先保障本單位員工子女入園需求,容易制造學前教育不公平現象,把幼兒園變為了企事業單位對員工的福利,產生“畫小圈子”的問題。

還有專家指出,各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往往幼兒園的負責人、師資力量,都由企事業單位配備,幼兒園成為企事業單位的附庸,導致學前教育管理混亂,在多頭管理之下,地方教育部門難以對幼兒園進行有效監管。

對于這樣的觀點,秦濤并不認同,他說,我國現階段的時代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已不是計劃經濟時代了,以前企業結構只有國企,而現在私企和國企外資企業等同時存在,對于幼兒園的經營狀況,也不再是一味地成為拖累企業財稅的負擔,而是能夠自負盈虧的、具有市場特點的一種辦園規劃。

王家娟對秦濤的觀點表示贊同,她說,我國確實在過去一段時間,受限于當時的發展需要,而取消了“企辦園”的制度,但是,這并不代表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就不適合我國現在的狀況,時代有所變化,我們的選擇也要適時改變,我們要更清晰地選擇適合這個時代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摒棄。

“我們應當認識到,當年的企辦園為我國雙職工家庭解決孩子學前教育問題有著積極的作用,可以說養大了那個時期的好幾代孩子。”王家娟認為,現在面對入園難、入園貴的狀況,重拾“企辦園”將是一個有效的解決之道。

王家娟認為,目前各級政府對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普遍持支持態度,而且也不是強制要求每個企事業單位都要辦幼兒園。有能力的企事業單位可以主動申請,作為試點,這樣就減少了強制攤派任務產生的問題,也給予有擔當社會責任的企事業單位一個機會,對其宣傳也具有積極作用,可以彰顯其承擔社會責任的勇氣,對于自己的員工也更具有凝聚力。

記者了解到,一些有實力的企事業單位在自辦幼兒園、托兒所方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

今年3月,京東總部的托幼中心正式開張,員工子女不僅可以免費入學,還可以免費享用為寶寶們提供的母嬰產品。京東總部的托幼中心是面向員工的臨時早教機構,接收4個月到3歲的孩子,由第三方機構提供服務。

但是有專家指出,企事業單位自辦托幼機構仍面臨不少困難,硬件設施、師資、消防、食品衛生等問題,都需要企事業單位一一解決。

“以前企業想努力甩掉被它們看成是負擔的幼兒園,現在又重新讓它們開始辦幼兒園,如何解決這些困難,是擺在眼前的實際問題。”秦濤說。

對于這個問題,早在2011年,中央財政設立“扶持城市學前教育發展獎補資金”,針對城市學前教育發展的難點和薄弱環節,著力解決城市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其中規定,扶持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和集體辦幼兒園,中央財政依據各省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扶持資金數給予獎補。

魏奇進一步建議,政府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可以實行公用經費補助政策,給予政策和資金扶持,減輕辦園負擔,進一步提高辦園質量。同時,還可以采用發放“教育券”的形式,讓所有的公民為孩子自由選擇不同層次、性質的幼兒園,以“教育券”抵扣入園費,超出部分由其自身承擔。

王家娟認為,還可以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靈活辦學體制,鼓勵企事業單位、慈善機構、社區組織和公民個人多途徑、多形式參與興辦學前教育機構,滿足市民對學前教育優質、多樣化的需求。

對此,秦濤十分贊同,他指出,為了避免將社會責任拋給企事業單位,國家也應該號召相關部門、社會組織以及公眾力量積極參與支持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對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應當兼顧社會公平原則,不只是對本單位內部員工開放,還應該對附近居民開放,采取就近入園等原則,保留一部分社會名額。

“幼兒園的建園標準是很高的,對于園舍場地、設施設備、食品衛生、設施安全、人員配備等都要達到相關標準。”王家娟建議,教育主管部門要嚴格辦園審批,對于有能力的企事業單位先行開放一批,并制定督辦內容,嚴格按照《幼兒園管理規程》等相關規定進行管理,并采取日常巡查、專項督查、全面檢查等方式予以監督。

盡早啟動學前教育立法

王家娟認為,我國應當將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納入學前教育立法中,既彰顯國家的重視程度,又能對企業辦園起到一定的指導規范作用。

管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由于目前我國尚沒有全國層面的學前教育專門法,學前教育尚未納入義務教育范疇,對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其性質歸屬不清,相關部門過于強調學前教育的非義務性,將學前教育工作的主要責任推向社會和市場,導致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靠自收自支維持生存,質量缺乏保障。

管華認為,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在整個國家教育經費投入中的比例偏低,經費無法保障,其辦學質量和效果可想而知,而且就算政府進行補貼,也僅僅補貼公辦幼兒園,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想要得到發展并不容易,這也并不利于建設發展普惠性幼兒園。

“學前教育是終身學習的開端,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會公益事業。如果長期不解決,勢必影響社會公平。”管華強調。

曾在2000年被評為“國家級骨干教師”的王家娟,一生都在從事教育工作,對于教育問題她有很多話要說,她認為,3歲到5歲的孩子正處于大腦智力發育的重要階段,這個年齡段的孩子需要正確地引導和示范,對于這些孩子的成長教育應該最用心,所謂“3歲看到大,5歲看到老”是有一定的科學依據的,如果在這個年齡段養成良好的行為意識和性格脾氣,對他們的一生都有好處。

在王家娟看來,學前教育是教育的起點和基礎,是“深入骨髓的教育”,而在我國教育體系鏈中,學前教育卻是最薄弱的。

“這個年齡段的孩子表達不清楚自己的需求,家長和老師也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在這個最應該得到良好教育的時間段,卻被人為地忽略了。”王家娟說,我國大學比起學前教育資源要豐富得多,但其實越小的孩子越應該受到好的照顧。

早在2013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初任全國人大代表的王家娟就曾領銜提出了關于盡快制定學前教育法的議案,呼吁政府加大投入,增加公辦幼兒園數量。

“關于學前教育的立法,我國相關部門從2004年就開始調研,雖然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學前教育的發展,但那畢竟不是法律,不能依法有效地規范學前教育的有序開展。”王家娟說,應盡早對學前教育進行立法,這其中對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就可以進行更加規范的管理,也有利于普惠性幼兒園的發展,對于兒童的健康成長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