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城市“構造致密而緊湊，專門用來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但過猶不及，過度的人口資源聚集，帶來宜居度和各種邊際效用下降，問題由此而生。

21世紀的北京，繁華前所未有，卻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擾。首都變“首堵”，北京人口過度膨脹，霧霾天氣頻現，交通日益擁堵，房價持續高漲，資源環境承載力嚴重不足，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過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脈問診、開方抓藥，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聞問切、全面謀劃，推動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國探索。

打蛇打七寸，抓要抓關鍵。“要堅持和強化首都核心功能，調整和弱化不適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轉移到河北、天津去，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在直面問題中破解難題，習近平總書記跳出一城一地的局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用更加寬闊的視野和系統思維統籌謀劃治理和發展的問題，牽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個“牛鼻子”，布下疏解整治和協同發展的大棋局。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問題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從我國經驗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建設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有力推動了珠三角、長三角的發展。北京正面臨一次歷史性抉擇，從攤大餅轉向在北京中心城區之外，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載地，將形成北京新的“兩翼”，也是京津冀區域新的增長極。疏解促進發展，發展助力疏解。循著這樣的思路，從京津冀協同發展到設立雄安新區，習近平總書記把破解“大城市病”變為推動區域協同發展的新契機、新動力。

千年大計謀長遠，需要做好疏解和承載的大文章。治“大病”要有“大手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產業疏導、市場搬遷、人員分流、環境治理、公共服務建設等方方面面。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給城市劃出發展底線和生態紅線，才能實現減量集約的發展目標。幾年來，北京制定實施了嚴格的新增產業禁限目錄，開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北京城六區常住人口已經出現拐點，北京單中心過度聚集的現狀正在改變。同時，把雄安新區作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兩翼，培育形成新的區域增長極，讓“兩翼齊飛”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構建嶄新格局，必將為三地經濟發展增添強勁動力。

咬定青山不放松，必須完成瘦身與健體的硬任務。積極消腫、主動瘦身才能身輕體健、活力滿滿。隨著嚴把準入關口，嚴控非首都功能增量，規模擴張態勢進一步扭轉。數據顯示，北京市從嚴調控的制造業、農林牧漁業、批發和零售業２０１６年新設市場主體數下降明顯，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未列入禁限目錄的金融業、文化體育娛樂業、科技服務業同比顯著上升。“三降三升”表明通過疏解功能做“減法”，北京正步入加快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的新通道。有“舍”才能有“得”，在發展理念上，舍速度，得效益；在產業選擇上，舍低端，得高精尖；在產業調整疏解和布局上，敢于舍局部和眼前利益，努力得京津冀長遠發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城市病”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只要理念對頭、方法對路，辯證把握“三舍三得”關系，堅定不移走下去，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完全可以探索走出一條減量發展、瘦身健體、提質增效的城市發展新路子。

內為之城，日中為市。從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場到如今的現代化大都市，“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從未改變。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５７.３５％，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期。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著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才能不斷提升城市環境質量、人民生活質量、城市競爭力。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探索，將為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蹚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為人類破解共同面臨的“大城市病”提供有益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