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含　《商周文字卷》　《秦漢文字卷》　《魏晉南北朝文字卷》　《隋唐五代文字卷》　《民族文字卷》，由著名文字學專家臧克和教授主編，劉志基、王元鹿、朱葆華、王平、郭瑞等多名學者歷時五年共同編撰而成，在廣泛收集材料的基礎上，采用高度量化的統計分析方法，對中國文字演變進行斷代調查和描述，系統構建中國文字發展史。

這套叢書日前摘得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并在此前揭曉的滬上出版界最高獎項“上海圖書獎”榮獲一等獎。學界評價，《中國文字發展史》　的出版，為中國語言文字標準化提供重要理論依據和材料來源，也將推動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促進古籍整理發展，為域外漢字研究提供科學的參照，在文字學、考古學等領域都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長期以來，漢字發展史研究停留在一般文獻學水平

學界公認，漢字經歷了漫長演變歷程而沒有中斷使用，以形表意屬性具有連續性，在周邊民族地區和國家間存在廣泛的傳播影響，這在世界各種文字體系中是獨一無二的。

這份獨一無二，彰顯了中國漢字的獨特魅力，也為研究帶來難度與挑戰。臧克和直言，長期以來，漢字發展史研究的現狀，停留在一般文獻學水平，其討論內容也停留于簡單描述和舉例性調查，整體落后于語言學研究，也落后于其他人文基礎學科。因材料不充分、相關科際學術資源整合的困難，漢字發展研究成為文字學領域被長期擱置的課題。

比如，對于大量文字形體，不少整理者甚至還無法準確回答它們的出現年代以及使用環境。這種狀況對于文字發展的認知、文字使用的需要、文字標準的制定，形成了顯而易見的制約。從上世紀到現在，隨著考古材料的大量公布，特別是各類文字資源庫的建成，對斷代的文字調研和描寫逐漸成為可能。《中國文字發展史》斷代各卷，正是基于窮盡性量化數據分析，科學呈現古代各個重要時期的文字發展規律，形成了一份份詳實的“漢字發展調查報告”。

篆、隸、草書等漢字流變，藏著大量歷史訊息

書中透露，古文字到近今文字的發展轉型，在漢字發展史上有一里程碑過程，就是隸變楷化———書寫結構單位從古文字階段的線條，解散轉化為當今文字的筆畫。經過隸變之后的漢字，筆畫構成有效區別單位。隸變發生不會晚于戰國，現存云夢睡虎地秦簡文字，整體上已處于篆隸之間，一定程度上保留著篆書的意味，被稱為“古隸”。

不同階段古文字的書體類型，往往藏著大量歷史訊息。有學者認為，秦國統一以后的官方用字是小篆，其結體嚴謹、規范、勻稱、平正，線條力度均勻，行筆流暢自然，字體固定，異體字減少。小篆雖存在時間不長，卻代表了古文字階段漢字書法藝術的最高成就，并大體可推測當時的小篆書體主要限于宮廷場合等。

到了兩漢前后，隸書和草書漸占上風。隸書由秦隸過渡到漢隸，達到藝術上的高峰。“同篆書一樣，隸書影響深遠。只要查詢有關實物用字語料庫，就顯而易見，即使到了隋唐，像墓志碑刻一類儀式化程度高的場合，還經常見到使用復古性隸書，莊重典雅。”臧克和分析說，“草書”作為書體類型專稱，則是漢代才出現的。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謂“漢興有草書”，即特指一種書體。隸書與草書本是同源，都是漢字的草寫，但后來卻朝著兩個方向發展演化———隸書逐漸變得筆畫分明，書寫規范；而草書卻線條纏連、草率流暢。

木、石、紙等書寫介質的轉換，直接影響漢字傳播方式

除了探討漢字演變的自身規律，《中國文字發展史》也從書寫媒介轉換的角度，對漢字傳播方式進行了描述和討論。甲骨、青銅器、絲帛、簡牘、泉布、玉石等材質，在漫長歷程中都留下了當時文字實際使用的痕跡。有學者指出，同一時期同一地域用不同書寫工具和材料所寫(刻)文字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漢字發展歷史發展規律的全面認識。

比如，龜甲獸骨上的文字為何不如銘鑄在青銅器和陶器上面的字形更接近書寫用筆原貌？　這就與書寫載體和寫刻工具息息相關。兩周時期，歷史上漢民族在民族融合、商貿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發展繁榮，文字使用功能擴大，文字系統達到古文字階段的最高水平。當時文字載體現存主要式樣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這些銘文先刻寫于范坯，再經燒鑄而成。由于范坯質地柔軟屬性，便于書寫、修飾加工，書寫者更加得心應手。因此，金文線條的藝術表現力要比甲骨文空間豐富些。春秋戰國時期，文字使用范圍日趨廣泛，書寫材料豐富多樣，包括簡牘、絲帛、璽印、泉布、玉器、石刻等實用的文字載體。尤其是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戰國時期的楚帛書、戰國中晚期的楚簡，都保存了大量用軟筆書寫的文字。

書中還談到一個現象，此前秦漢簡牘文字材料繁富，主要施于公用文書，兩晉南北朝時期紙張取代其他介質，真正普遍進入日常書寫領域，最大限度地滿足書寫空間擴展，文字使用廣泛進入民間社會生活成為可能，這對文字傳播速度帶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