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落而知秋,從中國經濟前三季度的經濟運行數據基本可以判斷全年的走勢。談及前三季度的中國經濟成績單,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朱之鑫將其概括為:經濟發展穩中有進;經濟的前景是穩中向好;經濟工作仍要穩不忘憂。

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做好經濟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朱之鑫認為,從實踐上來看,這符合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6.9%,三季度增長6.8%,其中就業形勢持續向好,居民消費價格總體平穩,體現出了經濟穩、就業穩、物價穩的特征。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把工作的重點更多地放在了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上,結構調整、深化改革、環境保護、改善民生都有了積極進展。這些都說明,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穩的基礎更扎實,進的成果更顯著。”

而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朱之鑫認為是穩中向好。“我連續參加過幾場座談會,大家一致認為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再次反映出我國經濟抵御沖擊、持續發展的巨大韌性。而這種韌性不僅因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更重要的是近年來在本屆政府對新舊動能轉換的高度關注下,我國經濟發展中新產業、新業態、新動能不斷增強,很好地彌補了在去產能、降杠桿過程中傳統產業的收縮。”

在朱之鑫看來,我國目前形成的新動能已經逐步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可以預計,中國的新動能還會持續增強,并會源源不斷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不過朱之鑫也強調,雖然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形勢總體較好,但我們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千萬不能忽視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做好經濟工作仍需要穩不忘憂。

對此,朱之鑫提出四點看法:首先是經濟增速雖說有觸底跡象,但持續改善的基礎仍然不穩,需要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上適度的擴大總需求;其次風險雖有所緩和,但隱患仍然是點多面廣。今年以來,政府主動調控,通過降杠桿等一系列措施較好地管控了經濟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風險。但我們也要看到,國內經濟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仍未消除,如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仍然偏高,一些傳統的“僵尸企業”,還在依靠借新還舊甚至借新還息;再如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底數不清等問題仍然存在。第三,結構調整雖然取得進展,但仍任重道遠。我們在發展新興產業時還面臨著許多制度的障礙,如科技成果的轉化,現有的股權期權和分紅激勵政策還需完善。第四,是改革雖已有總體設計,但在落實上還要進一步跟上。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非公經濟的貢獻,應充分調動非公經濟的積極性,真正把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落實下去,施行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15年1月起,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累積金額的同比增長率進入下行通道,特別是自2016年11月起,這一增長率開始進入負增長區間,迄今已經連續了10個月。對此,一直關注外商直接投資熱度變化的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王新奎提出,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下降過程中,已經呈現出房地產和金融行業對拉動外資增長的作用日漸增加、制造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外商投資累計凈流入量占累計流入總量的比重不斷下降這三大特點。

是什么導致了我國利用外資形勢的變化?王新奎表示,2010年以來,ICT(信息、通信和技術的英文簡稱)的應用突破了通訊行業領域,迅速向制造和服務融合的產業領域擴展,并推動全球價值鏈革命進入以創新知識全球化為特征的升級競爭新階段,這一重大轉折,意味著過去20年以來,發達國家向新興工業化國家以綠地直接投資方式的大規模制造業轉移已經告一段落。我國自2010年以來出現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累積金額增長率的大幅度下降,也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這一總體趨勢。

自2005年起,我國傳統的吸收外資政策體系的績效開始呈邊際遞減的趨勢。在王新奎看來,構成這一情況有三大原因: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進入創新知識全球化的新階段后,國際投資越來越多地呈現出“輕資產化”和“服務化”的特征,而且投資方式也越來越多地采取向制造業滲透的并購投資,甚至間接投資的方式,我國傳統的以吸收制造業綠地直接投資為主要對象的利益型激勵政策對外資的吸引力日趨下降;第二,全球價值鏈革命進入升級競爭階段后,跨國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越來越多地在行業內、甚至產品內的增加值環節展開,而不是在產業的層面展開,我國傳統的吸收外資導向政策體系缺乏精準性;第三,在全球價值鏈革命的份額競爭階段基本結束以后,跨國公司一般在東道國已經有完整的生產供應鏈和銷售的細分市場布局,這些企業更關心準入后企業投資全生命周期的國民待遇,以及東道國政府對企業監管政策與其母國政府監管政策的“一致性”,我國傳統的實行區分內外資的“身份”管理并據此實施一系列外資監管政策與外資企業實際情況的偏離度越來越大。

“我們認為,當前,我國吸收外資政策的創新勢在必行。”王新奎由此提出三條建議:

第一,盡快取消對各級政府的吸收外資額的政績考核指標,停止鼓勵地方政府繼續在傳統的吸收外資政策體系下,加大直接收益性激勵政策的力度。探索建立能確保知識跨境安全、有序、自由流動、政府對知識產權市場監管措施與國際標準保持較高一致性的吸收外資體制性激勵政策體系。

第二,把吸收外資的市場準入管理、區域梯度推進和功能區集聚的“三駕馬車”導向政策協同到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平臺、以區域中心城市為依托、以激勵產業供應鏈增值環節升級為手段的政策體系中來,盡快形成若干個有強大的全球價值鏈高端增加值環節集聚功能的新興城市群。

第三,對外資的監管方式應逐步從“身份”管理轉向狀態管理。改革外資統計制度,把包括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綠地投資和并購投資、股權投資和VIE結構投資等在內的所有方式的外資進出,動態地納入統一標準的企業信息登記表中,作為政府建立全方位、動態的外資統計體系、設計外資監管政策以及實施國家安全審查的基本依據。

“當前,我們應該怎么看全球經濟?”在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看來,從已經公開的數據看,2017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發展最好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主要經濟體第一次實現了同步經濟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中國今年經濟增速為6.8%,美國經濟增速為2.2%,歐元區經濟增長2%,其中德國1.9%,日本經濟增長1.5%。在經歷了復蘇、反復、復蘇之后,全球經濟終于在2017年看到了明顯曙光,包括全球工業生產、投資以及貿易量在內的多項指標都出現了健康向上增長的態勢。也正因如此,10月初IMF把全球2017年經濟增長預測值由年初的3.4%上調至3.6%。

在全球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下,國際貨幣金融委員會(IMFC)對匯率政策也進行了調整。在過去,二十國集團(G20)的官方說法是,匯率水平應反映經濟基本面,以市場為基礎,保持靈活性,避免以競爭性為目的干預市場。這一共識和相關政策協調,為應對金融危機、減少全球失衡、促進全球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0月14日的IMFC最新公報中,相關匯率的表述為“強勁的基本面、穩健的政策和具有韌性的國際貨幣體系對于匯率穩定至關重要,有助于促進強勁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投資。在可能的情況下,實行靈活的匯率,能夠起到吸收沖擊的作用。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對經濟和金融穩定產生不利影響。我們將避免采取競爭性貶值措施,并且不會將匯率用于競爭目的。”

在朱光耀看來,匯率政策協調重點的調整至少已經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明確支持的新方向,這種調整更強調經濟基本面、穩健的政策和國際貨幣體系的作用,以防范資本過度流動對國際貨幣和匯率市場造成的沖擊。

“看完全球經濟,我們也要看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系。”朱光耀表示,IMF今年內已經連續四次上調對于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之所以這樣做,IMF看重中國經濟三方面的優勢。

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顯著,在去產能和去庫存方面取得進展,超出IMF等國際機構原有預期,一些重要工業品供求關系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市場容量增加,價格上漲,企業盈利增加。“放管服”改革取得積極成效,進一步激發了企業活力和創新力,市場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

第二,宏觀經濟政策穩定,9月末,財政收入實現9%以上的增長遠超年初預計的3.8%的增速,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9.2%,在年初預計的12%的范圍之內。這些都反映出中國政府高超的宏觀經濟政策駕馭能力。

第三,與世界經濟良性互動、緊密融合,據IMF測算,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增長的貢獻超過1/3,是亞洲地區對全球增長54%的貢獻率中的絕對主力。

在充分闡述上面兩層關系后,朱光耀提出,全球經濟發展還面臨著值得關注的新挑戰,比如明年美國的稅收政策改革,以及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同時還要考慮地緣政治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這些都需要我們早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