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國借鑒蘇聯經驗，開始大規模配置托兒所。截至1954年，全國廠礦企業、醫院、學校等系統已建有托兒所4003個、哺乳室2670個。

近日，“幼托難題”持續引發社會關注，曾經享受著福利性托兒服務長大的一代人，如今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現實：幼托機構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托管孩子成為職場父母的一大難題。

那么，托兒所與幼兒園有什么區別？曾經遍布全國的托兒所又是怎么“消失”的？

幼兒園晚清傳入招3歲以上學齡前兒童

“托兒所”和“幼兒園”，常被當作可以通用的概念。其實二者區別很大。

世界上第一所“幼兒園”，是由德國教育家、現代學前教育的鼻祖弗里德里希·威廉·奧古斯特·福祿貝爾(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bel)創辦的。

1840年的一天，福祿貝爾在路上看到了萊茵河谷在眼前舒展開來，就像一個天然花園，于是他高呼：“有了，有了，學校的名字就叫做幼兒園。”據說，這是“幼兒園”名稱由來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1805年，福祿貝爾在法蘭克福一所中學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826年，他的代表作《人的教育》出版，使他獲得了創新型教育思想家的國際聲譽。

福祿貝爾將兒童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嬰兒期、幼兒期和學生期。他指出：“兒童早期(即幼兒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人的整個日后的生活，即使到他將要離開人間的時刻，它的淵源都在兒童早期”。為了更系統地對幼兒施以早期教育，他極力倡導開辦幼兒教育機構。

180年前(1837年)，55歲的福祿貝爾和同事在勃蘭根堡為年幼的孩子開辦了一所游戲和活動的機構，并找到了完善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材料來充分發展他的幼兒教育思想。這個機構在1840年被命名為“幼兒園”，也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幼兒園的雛形。

然而1851年8月7日，普魯士政府以所謂的“政治和宗教領域的破壞傾向”為由，下令取締幼兒園。福祿貝爾很受打擊，于第二年含恨而終。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他的學生及后代在國際上不斷推廣幼兒園，推動了幼兒教育的進程，我們也因此有了更豐富的“童年記憶”。

幼兒園在晚清時傳入中國，又稱蒙養園、幼稚園等。1916年，北洋政府頒布法令，規定蒙養園“以保育三周歲至國民學校年齡之幼兒為目的”。此后中國的幼兒園機構，大都沿用此項規定，主要招收3歲以上學齡前兒童，而3歲以下的嬰幼兒則進入托兒所。

借鑒蘇聯模式

大規模配置托兒所

不同于幼兒園有較多的教育目的，托兒所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家長，尤其是幫助職業女性看護孩子。如陶行知所言：“女工、農婦及職業婦女要顧到工作便顧不到小孩，顧到小孩便顧不到工作……唯一的辦法是多設工廠托兒所、農村托兒所和一般的托兒所。”

蘇聯曾是開辦托兒所最多的國家。1935年，鄒韜奮曾撰文稱贊：“我們聽到‘托兒所’這個名稱，也許覺得意義頗簡單，只是保育嬰孩的地方罷了；但在蘇聯，‘托兒所’這機關卻和新社會的建設有很密切的關系”，“蘇聯女子參加建設工作的，女工近六百萬人，約占全體工人三分之一；　從事專業的亦近四百五十萬人：共計在千萬人以上！”

蘇聯的托兒所全部屬于國家機構。據東北婦聯編寫的《談蘇聯托兒所工作》介紹：“所有的托兒所，都在衛生機關領導與檢查之下進行工作”，“無論在大小城市或區，要成立托兒所時，須到衛生機關登記，經審查合格后，才能開辦”。蘇聯還規定，新建的工廠和工人住宅，“必須包括托兒所的設置，給兒童用的小床數預留地位”。

中國的托兒所出現于1929年。到了抗戰期間，婦女們被“拉上戰場，拉進機構工廠”，國民政府修建了不少托兒所來幫助她們分擔孩子的撫育工作。當時已有勞工托兒所、農村托兒所、職業婦女托兒所和工廠托兒所之分。具體費用，或向社會募集，或向個人收繳，或由工廠直接負擔。有統計稱，1949年10月前，全國共有托兒所119個。

1949年后，中國借鑒蘇聯經驗，開始大規模配置托兒所。截至1954年，全國廠礦企業、醫院、學校等系統已建有托兒所4003個、哺乳室2670個。民國遺留的私立托兒所，也陸續收歸國有。如北京的道勝、養正、育幼等私立托兒所，在1958年也改成了機關托兒所。

托兒所的開辦，給婦女及家庭帶來很多便利，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1955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由于企業行政經常隨意安插編余人員，致使托兒所的編制一般大于實際需要。如大同礦務局托兒所，收托兒童不滿五十名，僅管理人員就配備有正副所長、指導員、管理員等。青島某紡織廠托兒所，安插冗員太多，用兩人專看大門。”“由于編制大，人事費用開支也就多。工薪支出一般占到經常費用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有的達百分之九十以上。”類似的浪費現象，在公立托兒所里普遍存在。

經濟體制改革福利性托兒服務廢止

1980年，中國頒布了《城市托兒所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明確定義“托兒所是三歲前兒童集體保教機構”，由地方行政部門領導。

根據《人民日報》報道，當時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共有各類托兒所、幼兒園98.8萬多個，入托兒童3400多萬人，入托率28.2%。這一時期，托兒所種類復雜，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廠礦托兒所由廠礦行政、工會組織、婦女組織共同指導；農村托兒所歸地方領導；街道托兒所屬于街道辦事處；市、區立托兒所是衛生部門設立的；機關、學校托兒所歸屬于本單位。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國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業附屬托兒所紛紛關閉，舊有的農村、街道托兒所也大都不復存在。

據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統計報告》顯示，相比于2000年，短短五年間，集體性托幼機構減少56668所，銳減70%。其中，托兒所的消失比重遠大于幼兒園。

就拿上海來說，近幾年上海幼兒園獨立設置的托兒所逐漸停辦，入托規模也隨之減少。2015年上海獨立設置托兒所只有35所，比2011年減少了21所，托兒數只有5222人，比2010年減少了3000多人。在0-3歲四個年齡組80萬左右嬰幼兒總數中，能上托兒所的只占0.65%。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隨著“二孩政策”的出臺，人們對托兒所的需求不降反升。

那么，在公辦幼托機構缺少的情況下，民辦托兒所能否起到彌補作用？比如，企業是否能夠承擔起這部分幼托職能？遺憾的是，大多數企業不具備這種能力。即使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也依然面臨著資金、辦證、師資、安全、監管等各方面的難題。

公辦福利性質的托兒所已經走入了歷史，而新時代下，幼托難題依然考驗著各方的智慧。(記者 雷冊淵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