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深化政治交接，各民主黨派開展了“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專題教育，啟動了“多黨合作歷史傳統記錄工程”，中央統戰部與各民主黨派中央聯合編寫了《大道——多黨合作歷史記憶和時代心聲》。各民主黨派中央主席結合個人經歷、履職實踐等，講述對政治交接的思考感悟、認識體會，真摯的話語、生動的故事，傳遞的是濃濃的情懷、信念、傳承和力量，帶給我們太多的感動和共鳴。在各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之際，特將各民主黨派中央主席的傾情感悟陸續予以刊發。

2017年 5月 20日，同濟大學迎來建校 110周年校慶。這一天，我再次踏入同濟的校園，10年前的場景歷歷在目。10年前的這一天，同濟大學迎來百年校慶，我最后一次以同濟大學校長的身份站在這片沃土上。當天晚上，我便離開了同濟大學，坐上了飛往北京履新的飛機。我的人生從此也開啟了不同于海外創業、不同于教書育人的嶄新篇章。

10年過得很快，這 10年來我見證了共和國科技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日新月異的重大突破；10年過得也很不平凡，這 10年來我也感受到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致公黨在多黨合作前進道路上穩步前行。此時此刻，我謹以此文與大家一起來分享我的經歷和感悟。

樸素難忘的知青時光

我出生于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青少年時期正值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段波瀾起伏的歲月。1969年 4月，隨著上山下鄉的大潮，我剛剛過完 16歲生日，就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東北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隊。

初到東北，還是讓我這個南方人感受到了很多的不適應。春天鏟地，頭上包著紗布還被蚊子叮得滿頭冒火；夏天種谷子，蹲著跪著爬著，一頭汗，滿臉泥；采石頭，把繩子拴在腰間，從山上吊下去，用鋼棍把石頭撬下來……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插隊六年半，我學會了很多，鋤地、扶犁、趕馬車，當出納員、會計、團支書……憑著一股干勁，我被鄉親們選為生產隊長。我感受到了鄉親們的樸實和真誠，也發自內心地喜歡與鄉親們做朋友，我在那里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奠定了我對待人生的基本態度。這一生都深深感謝東溝村那些可愛的鄉親們！

當倉庫保管員時，我就跟常在倉庫前修拖拉機的王大哥學習，按照圖紙，一步一步把發動機拆開、清洗、研磨、安裝，后來就學著開，給村里拉土送肥，去供銷社拉貨，很快就成了村里嫻熟的拖拉機手。

我從小就喜歡動手，家里的鐘表被我拆開又裝上，而且還能走。從東方紅28、鐵牛 49、東方紅 54，一直拆到豐收 35。無論是手扶拖拉機還是鏈軌拖拉機，我對它們的型號都能脫口而出。面對這些當時國產最先進的拖拉機，拆了修，修了裝，這些實踐經驗為我后來到德國從事汽車研發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1975年 10月，我作為吉林省唯一一名“黑五類”分子子女，被鄉親們推薦到東北林業大學道橋系學習。我非常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物理學教研室主任曾告訴我說，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歷史使命，國家建設缺不了人才，經過十年“文革”，社會更需要知識。1978年，我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

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 9月，我考入同濟大學，攻讀固體力學專業結構力學和實驗力學方向的碩士。那個時候錄取率不到5%，偌大的階梯教室 200多個考生都來考研，但總共才考上了 2個。1981年，我碩士畢業并留校，在數學力學系任教。那時，我一邊教學，一邊準備考博士生的課題。

當時正好德國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的佩特·迪茨教授到同濟大學訪問，當他看到課題之后就說我與他所做的課題很相近，如果我愿意的話，希望我到德國讀他的博士。于是我下決心去德國留學，我想去學習世界上最先進的機械制造技術。經過了 3次非常嚴格的綜合考試，我最終獲得了世界銀行的獎學金。1985年，我登上了留學德國的飛機。

創新創業的德國生涯

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是位于德國下薩克森州的一所以工科類著稱的高等學府，有著 200多年的歷史。在機械工程、能源、環保方面頗具盛名。剛到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學校規定，凡是外國留學生入校都先要進行德語入學考試。當時我年輕氣盛不服氣：我的德語這么好，為什么還要參加德語入學考試？

學校外辦的老師很驚訝：兩百多年了，來這里的外國留學生不知道有多少，但從來沒有人說德語好到不需要考試的地步！于是安排幾位教授跟我聊了整整一個小時，問了很多問題。結果是：同意免試。我也成為了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參加德語入學考試而直接就讀的外國留學生。

攻讀博士期間，我研究了定量研究固體波傳播的整改和方法，并成功地開發了一項降低汽車噪音的技術，得到了德國高校與企業獎。這套技術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用了十多年，且這一技術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帶出了 20多篇博士論文，推動了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低噪聲設計專業的整體進步。

博士論文答辯后的一天，導師佩特·迪茨教授找到了我。這是一次“交心”的談話，他希望我留校做一名教授帶更多的研究生。期間，我給時任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打電話，征求他的意見，是留下來還是回國？李校長建議我如果能到世界頂級的汽車制造公司工作一段時間會學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技術，將來回國會派上更大的用場。于是在 1990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后，我帶上博士畢業論文，走出校門，來到了奧迪汽車公司。

進入奧迪的第一年，我作為研發工程師，親歷了第一輛全鋁車身 D2項目的開發。1993年，我參與了第一個全流程數字化設計開發體系，從造型、設計到試制、試驗的全數字化流程。1995年，我調任涂裝分廠，主導了第一個全水基漆自動化涂裝分廠的設計與建設。1997年，我又主持了奧迪 A4整車生產線設計實施。

我在奧迪一干就是 11年，從基層工程師，做到了總規劃部的高級技術經理。我接觸了汽車企業的各個環節，先后參與了 5種車型的研發，在轎車整車開發、車身設計和制造、數字化生產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 15項技術關鍵課題，參與并主導主持了汽車產業的 4個世界第一，得到德國乃至世界汽車工業同行的認同和肯定。

尋夢汽車的同濟歲月

1999年，應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呂福源邀請，我組織了德國汽車工業界博士工程師代表團回國訪問。這次回國給我的震動很大。當時國內盛行“汽車引進論”，認為中國沒必要研究自己的汽車，我向國務院提出開發潔凈能源汽車、實現中國汽車工業跨越式發展的建議。隨后，時任科技部部長朱麗蘭訪問德國時，當面正式邀請我以首席科學家的身份回國，主持汽車新能源技術的研究工作。

2000年圣誕，當德國人開始歡慶節日時，我回到了同濟大學。能夠回母校把我對汽車的理解和實踐傳授給下一批同濟人，我覺得太幸福了。我不是急流勇退，而是急流勇進。這股“急流”，就是中國的汽車工業。因此，放棄奧迪高級經理職位，我一點也沒有猶豫。我心中一直眷戀著祖國，我的夢想一直是要讓中國的汽車工業成為世界第一流的汽車工業。

拿著200萬元的科研啟動經費，我選準了電動汽車的燃料電池作為突破口。剛開始研究燃料電池汽車時，有人和我打賭，說只要車子能骨碌起來，就算我贏。那么龐大的電池，就算塞進小轎車也非易事。頂著這樣的質疑，我開始了第一階段的研發。為了迎頭趕上國外同行，我每天都在實驗室，出差回來，家不回、辦公室不去，先到實驗室。沒有暖氣，就買了很多軍大衣來過冬。凌晨兩三點，為了某個零部件的調試，我和同事們都不愿走，裹著軍大衣在一邊盯著。克服了許多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我和我的團隊僅用一年時間，就試制成功了第一輛燃料電池原型車。盡管這輛車比普通的桑塔納重 300公斤，但我把它開動了。

2002年 5月，一輛四輪驅動燃料電動汽車概念車 —“春暉一號”誕生，并在當年 11月初舉辦的上海國際工業博覽會上廣受好評。2003年起，“超越”系列的燃料電池汽車新品迭出。不負眾望，2006年，我帶著我們的“超越三號”汽車來到了巴黎，參加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清潔能源汽車大賽。結果，中國汽車在燃料電池組比賽中超過了當時通用、福特、日產等樣車的成績，總成績與奔馳基本持平，而且在氫消耗、低噪音等單項指標中名列第一。

研究成果迭出，我身上的職務也與日俱增：新能源汽車工程中心主任、汽車院院長、校長助理、副校長。回國的第 4個年頭，2004年 7月，我被任命為同濟大學校長。

2005年 7月，我提出要建一個“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風洞中心”。經過近５年的建設，國內第一個“汽車風洞” —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風洞中心于 2009年 9月19日在同濟大學嘉定校區落成啟用。落成那天，我駕駛著自主研發的新一代新能源汽車跨越主席臺一側的“時空隧道”，打開象征著“汽車風洞”的大門，全場頓時彩帶飄飛、掌聲雷動。我從德國回國時有兩個夢想，一個是自主研發新能源汽車，一個是自主建造國內首個汽車風洞。這一天，這兩個夢想都實現了。

不敢懈怠的參政與議政

2007年 4月 27日，我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科技部部長。作為科技部長，我不僅要面臨從專家到官員的轉型，而且還要適應中國特殊的國情，最重要的是長期制約中國科技發展、創新的體制弊端，也將是我從事科技管理道路上必須克服的難題。我是從企業來的，在國外工作生活了很長時間，是民主黨派人士。當時當校長已經“破了規矩”。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幾個非中共黨員校長之一。但恰恰是這樣讓我積累了多黨合作的經驗。

決策是一個民主的決策，一個集體的決策，一個科學的決策。在這個時候，在這個點上和更多的同志們，黨內、黨外的同志們共同探討一個學校、一個部門的發展，這不光是一個非中共黨員的校長，就是一個中共黨員的校長也必須這樣做。我和黨委書記的合作，和行政班子、黨委班子的合作都很順利，形成了獨特工作機制，作為行政首長必須對學校的發展承擔責任。擔任科技部部長后，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我的鼓勵與信任也讓我在工作中干勁倍增。

作為國務院的一個組成部門，科技部堅持民主和科學決策，形成了穩定的工作機制。作為一個部的行政首長，應該勇于承擔責任，在工作當中積極貫徹集體決策、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的方法和規劃，努力營造一個新的合作氛圍，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共同推動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

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務于科技工作者，服務于企業，服務于民眾，盡快地建設好國家創新體系，使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得到提高，使國家的國際競爭能力得到提升。這些年來，科技部也一直在這樣努力。我們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努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大力開展協同創新，注意集中力量辦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礎，抓大眾創新創業，努力形成推進自主創新的強大合力，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建設創新型國家而不斷努力工作。

2007年 12月 21日，在致公黨第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被選為致公黨中央主席。致公黨是中國成立最早的民主黨派，把致公黨建設成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個合格的、有生氣的、活潑的、能為全國人民做事的參政黨，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愿景與挑戰的新領域。

2017年 5月，萬鋼率致公黨中央調研組在福建開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文化‘走出去’ ”重點調研

2016年 12月，萬鋼調研四川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并看望瀘州法王寺村貧困群眾

2008年 3月，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我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2013年 3月，在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我再次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如何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完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對人民政協的期待和要求，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的確，這些年來，我如何協調這三個角色，并成功積累作為參政黨主席擔任部委“一把手”經驗，一直是新聞界感興趣的問題。記得 2007年我當選致公黨中央主席時，就有記者問我如何看待自己作為黨外部長的問題。我當時的回答是：“執政黨一直在加強民主政治建設，2005年的‘5號文件’就已經提出要增加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府任實職的數量，被任命為科技部長這個舉措，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而我自己也應謙虛努力，向中共黨員干部學習，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隨后幾年，我每次率全國政協代表團出訪，總有不少國外的政要人士對我的身份非常感興趣，進而也對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產生濃厚興趣。

2011年 9月，萬鋼參觀溫哥華華人社團舉辦的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圖片展

通過這么多年的實踐，我覺得民主黨派人士擔任政府實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獨特魅力和顯著優勢的重要體現。例如，我作為科技部部長首先要堅決貫徹國務院的指示，完成國務院領導委托的任務，完成科技部行政管理的責任，主動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作為一個參政黨的主席，更多的是考慮黨派的自身建設，做好參政議政，提出各種合理建議，關心的面更廣一點，涉及經濟發展、國計民生、社會發展等很多方面，特別是保持“僑”“海”特色，同時也要為社會做好服務。作為全國政協的一名副主席，要牢記民主與團結兩大職責，更多的是要考慮大團結、大聯合，更好地把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

隨著現在科學技術越來越和經濟、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科學技術對于經濟發展要有支撐和引領的作用，對社會發展要做好服務。致公黨具有濃厚的僑海特色，黨員們具有豐富的政府管理、學術研究、企業經營等經驗。特別是近年來海歸人員劇增，海外僑界高度聚焦祖國的經濟社會和創新發展，深謀遠慮、妙計層出，提出了許多新見解、新創意。因此，可以從不同的視野、不同的角度為我們國家的發展、為經濟社會的發展、為關注民生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在全國政協，有不同的協商議政平臺，如雙周協商會、議政性常委會，在這些會上，可以把黨和人民關心的問題，來自各界別的建言獻策，包括創新驅動、體制改革、社會發展、開放合作等問題，進行集中研討，探尋解決問題之良策，凝聚促進發展之共識。

正是通過這三種身份，我可以更好地實踐和體會我國政治制度的特殊優越性。既可以作為監督者，監督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也可以作為被監督者，虛心聽取批評建議，更好地推進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既可以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事業的實踐者，傾力參與我國統一戰線事業的發展；又可以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事業的助力者，從政府管理的角度，全力支持和推動我國統一戰線事業的發展。

2013年 5月，萬鋼在京會見來訪的多米尼加共和國議員團

2016年 6月 2日，中國科協九屆一次全國委員會選舉我為新一屆主席。我感到了黨和國家對我的信任，同時也再一次感到了肩上的重任。兒時對機械構造的癡迷，年輕時對知識的追求，中年時對夢想的追逐，以至現在對人生的審視，我想都可以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對這個時代、對這個社會的注腳 —我們眼里飽含著信念，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奮斗；我們心里眷戀著祖國，希望她強大與昌盛。我們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我也相信會有更多的像我一樣的留學生、科技工作者、致公黨人，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出自己應有的力量！

（作者系致公黨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