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6日電  特稿:深圳,是一種世界文化

新華社記者凌朔 蔡國兆 周科

沒有胡同四合院,沒有弄堂石庫門;沒有千年古跡,沒有斑駁城墻;聽不到京胡與評彈,尋不著吆喝與叫賣;找不到臉譜化的城市群體,更沒有老炮兒、老克拉這些褒貶調侃的城市人物畫像。

如果說起這些文化,那么深圳真的沒有。

但30多年造就的這座都市,絕不只是在推土機作業中陡然而起。深圳雖然找不見其他城市的傳統文化表現,但這里的“土著”,以及懷揣夢想來到這里的每一個“外人”,卻把本土和外來的各種文化,像鋼筋一樣,扎成了城市文化的骨架,印染出深圳文化的底色——鮮明而有質感,沁潤而有個性。

海洋人的“開放文化”

歷史中的深圳,是見過大世面的開放前沿。

深圳,作為地名,最早出現在明代典籍。它的前身寶安,可以追溯至東晉咸和年間。唐朝大行開放政策,率先在番禺(今廣州地區)設立市舶司,即海關。

此后,大批阿拉伯和南海周邊古國的航船競相駛往。商船進入珠江口后須在今天深圳所在的地方登記造冊,使得這里的人們自古見過新奇、經歷世面,形成的文化也更加多元。

宋朝時,文天祥在深圳之濱的珠江口感嘆“零丁洋里嘆零丁”,給深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民族印記。明朝,深圳一帶更成為廣東中路的海防前哨,這里的人,目睹著西方大航海時代掀起的世界風云。

“歷史,給了深圳開放的海洋基因。”深圳史學者、《寶安日報》副總編輯劉秉仁說,深圳自古就有開放的文化,原住民那種闖勁就是“深圳文化肇始的密碼”。這種原生的闖勁,又感染著一批批“闖深圳”的外鄉人。

是改革開放,讓深圳歷史和今天的性格基因和諧地疊加共振,讓開放文化演繹到極致。

份額里的“存在文化”

在深圳,經常可以聽見一個詞:份額。份額表面上反映一種市場業績,實質上代表著一種“存在的必要”,或者說是對存在的認同感。

按出貨量計算,2016年,全球智能手機的前十品牌中,深圳占三席;全球每10部手機中,6臺產自深圳。2017年第二季度,微信及其海外版WeChat的合計月活躍賬戶數達9.63億。在離不開手機的今天,全世界都直接或間接與深圳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不是機械的存在,而是一種存在的文化。

深圳可以沒有市歌,可以沒有形象大使。“但華為、中興、大疆這些品牌,就是深圳的吆喝聲,它們正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為深圳代言,”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兼《晶報》總編輯胡洪俠說,“這難道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么?”

可以不總是拿電子產品說事么?深圳當然可以。

深圳城東一隅,有一片戶籍人口兩萬的橫崗地區。那里聚集了大約500家眼鏡企業,每年生產超過1.2億副眼鏡,85%的產品出口到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每10副高端鏡架就有7副來自橫崗,“橫崗讓世界看得更清楚”。

追逐在世界中的存在,這是深圳文化。

可以不總是拿消費品說事么?深圳也可以。

20多年前,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下有個小村莊叫大芬。1989年起,村里搞起了油畫生意,從臨摹復制到收購銷售。今天,大芬村喊出“世界油畫、中國大芬”的口號。這種底氣同樣來自份額:現今全球銷售的油畫中,過半出自這個曾經的水稻村。從種大米,到畫油畫、賣油畫,再到成為全球生產油畫的最大基地,這是深圳追求存在的縮影。

改革開放,喚醒深圳的存在文化。這種文化,讓深圳激情而熾烈,它無暇去啃文化的老底,它時刻鉚足了勁兒向前看、向外看、向遠看。

轉化中的“價值文化”

從山寨機到自主專利,再到躋身全球份額前列,許多深圳品牌靠自身創新,將西方品牌曾引以為傲的技術逼下神壇。消費級的大眾觀,日常與科技的平衡,是大疆、傳音等品牌立足全球的文化內涵。

美國《福布斯》雜志去年披露了美國無人機公司3D Robotics在與大疆競爭中敗下陣來、退出市場的前因后果。這其中,價格競爭恐怕只是表象,背后的價值觀,才是贏家秘訣。

“深圳文化,總結起來,其實就是一種價值觀念的反映,”胡洪俠說,“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抱著共同觀念來到深圳。他們容易溝通,容易一致,容易擔當,容易一起闖,不怕挫折。主張力量型的建設型文化,反對娛樂和消極的文化。而深圳,不僅給你成功的機會,還給你失敗的機會、翻盤的機會。這就是深圳的價值。這種價值是深圳文化的邏輯起點,也是深圳文化往前發展的邏輯動力。”

這種價值文化,讓深圳有別于地域性、民俗性很強的傳統城市,讓深圳得以迅速接軌世界并獲得認可。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后授予深圳“設計之都”和“全球全民閱讀典范城市”稱號,它是對深圳價值文化的充分認可,也是對“極獨特文化奇跡”的一種敬意。

開放文化,讓深圳走向世界舞臺;存在文化,讓深圳躋身世界前列;價值文化,讓深圳競逐世界巔峰。深圳用它們包容吸納各種元素,進而演化成一種全新的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