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分別在2017年8月、10月登上《時代周刊》封面。

特朗普執政即將迎來一周年。自帶“逆全球化”、“反建制”、“民粹主義”光環的特朗普在外界的興奮、不安、焦慮中入主白宮，在過去的一年里不僅在美國國內推動改革，還在“美國優先”的理念指導下企圖把“改革”之風吹向國際舞臺，謀求通過調整美國對外政策為自己贏得政治認可、為美國贏得戰略利益。然而，受制于國內建制派的約束、國際力量的反塑造力，特朗普任內美國外交的開局之年既有變革也有延續，而變革的負面效果正損耗美國的戰略信譽。

變革的一面突出體現在特朗普政府對待全球治理、國際機制和多邊機構的表現上。他顛覆了奧巴馬一貫堅持的多邊主義和理想主義路線，為兌現競選承諾、穩固持有本土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選民基本盤，在全球治理領域大步后退，自私自利一面凸顯。

首先，在全球治理的標志性議題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倒車”。特朗普政府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并在10月12日宣布廢除美國的《清潔電力法案》。盡管美國一些聯邦州、城市和大企業做出承諾以非國家方式參與全球治理，但缺少美國整體參與，氣候變化領域更難取得突破性進展。

其次，退出或不支持部分國際組織或協議。在伊核協議上，特朗普2017年10月以伊朗沒有遵守協議為理由，把“皮球”踢給國會，引發伊朗強烈不滿。近期雖然特朗普宣布不對伊朗實施新的制裁措施，但仍然對歐洲盟友下達“最后通牒”，要求其在120天內拿出更加嚴格的后續條款，否則美國仍將退出協議。

最后，以不符合美國利益為由破壞區域經濟治理規則。特朗普不僅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還施壓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特朗普“推動重來”或“另起爐灶”的做法不僅會造成區域經濟治理混亂，還易造成全球范圍保護主義“死灰復燃”之勢，導致各國間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風險上升，為全球化前景增添不確定性。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地區戰略和大國關系問題上對改革和突破雖心向往之，卻力所不逮。

特朗普執政之初，由于其缺乏從政經驗、內閣官員及涉外部門要員遲遲不到位，外界普遍預測其難以出臺全面綜合的對外戰略。但特朗普卻“報復性”地在首年接連拋出五大戰略，包括打擊“伊斯蘭國”戰略、阿富汗戰略、伊朗戰略、對朝鮮的“極限施壓”戰略和印太戰略。

細細品來，上述戰略多屬“新瓶裝舊酒”，從目標、方式、手段等任何一點看都算不上戰略性變化，充其量只算得上戰術性調整。譬如阿富汗戰略只是賦予軍方更大自主權、模糊了增兵的時間表；“極限施壓”戰略仍依靠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等傳統手段；印太戰略是對亞太“再平衡”的改頭換面，卻缺乏有效的經濟支柱和多邊機制等。

同樣，特朗普在處理對俄、對歐、對華等大國關系時在初期一度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場，但之后愈發接受了大國關系的既有規律和客觀約束，不斷向傳統路線靠攏。

美俄關系上，特朗普一直對俄羅斯及普京態度曖昧，曾釋放改善關系的信號。無奈美國國內“倒特”力量揪住“通俄門”、“干選門”不放，嚴重惡化美俄轉圜氛圍，特朗普在對俄政策上提前“跛腳”。美歐關系在經歷一系列頻繁的高層互訪后進入平穩軌道，但雙方在對戰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認知上分歧深刻，暗流涌動。中美關系在經受最初特朗普政府“一個中國”原則的波折后逐步企穩向好，尤其是三次元首會晤發揮戰略引領作用，有力確保兩國關系行穩致遠。

因此，特朗普質疑全球化、多邊主義、國際機制的理念與直抒胸臆、敢作敢為、顛覆過往的性格確實鮮明地體現在首年的美國外交施策上。特朗普的小聰明是自認為全球治理更強調遠期發展、責任和道義，是無硬性制約力的領域，自認為憑借美國的實力、地位可以“為所欲為”、想退就退，其他國家無可奈何。

特朗普在面對硬碰硬的大國政治博弈和地區戰略設計時則無法隨心所欲，顯得更為謹慎。但特朗普或許不明白，這種精打細算、缺乏關切美國和世界長遠利益的做法只會將自己推向歷史潮流的另一面，“讓美國再次偉大”恐怕只會成為一句無人喝彩的自說自話，美國在世界的戰略信譽也會隨之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