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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德凱:教育扶貧“兩手都要硬”
作者:四川省涼山州扶貧干部 廖德凱
的確,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關系著貧困地區能否真正擺脫窮根,從文化上、觀念上、精神上真正匹配經濟上的脫貧。
在“冰花男孩”受到各方關注并得以進京實現一系列“小目標”時,馬云與眾多企業家一起暢談教育扶貧。馬云認為,教育有多強,主要看我們最弱的教育有多弱。也正是有感于貧困地區的教育之弱,馬云一直致力于貧困地區的教育脫貧事業。
的確,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關系著貧困地區能否真正擺脫窮根,從文化上、觀念上、精神上真正匹配經濟上的脫貧。在這個過程中,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共同關心。但真正脫貧一定要靠自己,這指的是一種精神狀況,要擺脫等靠思想,以堅毅的苦干精神,為脫貧注入內生動力。而全社會群策群力,共同關心關注教育扶貧事業,則是通過共同的力量,為貧困地區的脫貧注入更大的推動力,讓脫貧快些更快些,讓孩子們吃到的苦少些再少些。因此,馬云加快寄宿制學校的建設,配備校車,讓留守婦女通過培訓成為生活管理員的設想,有著現實的可操作性。
這幾天,我恰好在大涼山深處的一座大山里扶貧,也剛剛遇到一位“逃學”的孩子。經過幾次交流,知曉這位孩子“逃學”的原因,是到縣城讀書后,成績與其他同學有較大差距,因此產生了不再讀書的想法,“還不如回家打工”。在外面的孩子為上哪所名校、接受何種教育模式苦惱的時候,這片土地純樸的孩子們卻因為各種困難,隨時都有輟學的可能。學習跟不上、離家太遠、家里沒勞動力……這些都是輟學的常見理由。我們幫扶的村離鄉政府和中心校有十四五公里的山路,由于學校承載能力有限,不少孩子只能走讀,和“冰花男孩”一樣頂著嚴寒和酷熱行走在山路上,而這樣的場景在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并不罕見。
有統計顯示,在14個國家特困連片地區的708個貧困縣中,100人以下的小規模學校近5萬所,這些學校中有很多分布分散,條件簡陋。根據《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發展報告》(2016)顯示,農村小學生平均單程上學距離為5.4公里,農村初中生平均單程上學距離為17.5公里,很多農村學生每天上學往返要用去四五個小時。
而由于基礎設施的落后和財力嚴重不足,當地引不進、留不住優秀教師,教育質量一直在進行低水平循環。這里的孩子們即使小學畢業或者初中畢業,在進入更高層級的學校后,也因低水平教育導致學習能力、知識儲備的差異產生巨大心理落差,輟學壓力因此而來。我所遇到的那位“逃學少年”在中心校可謂品學兼優,但一旦與城里孩子比較,卻劣勢盡顯,也嚴重打擊了自信心。
這就體現出提高農村教育基礎設施和提升農村教師能力素質水平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教育是扶貧事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從客觀因素來看,貧困有著歷史、地理、政策等原因;從主觀上看,也有形象貧困、消費貧困、習慣貧困、見識貧困等因素。簡單說來,形象貧困是生活形象落后,衛生習慣落后;消費貧困是不知節儉,不善于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導致;習慣貧困是落后的陳規陋習,如為了面子的高額彩禮、紅白喜事大量浪費等致貧;見識貧困是因為沒有見過更好的生活,導致沒有改善自己生活生產條件的動力。
上述主觀因素往往是比客觀因素更難改變、根深蒂固的貧困原因,它們還會相互作用,讓扶貧成果不斷被侵蝕。然而,這些主觀原因都能通過教育得到根治。我在涼山扶貧過程中,一位老鄉就告訴我:“娃兒一回來,就說你們咋不講衛生,這么臟也看得下去,對身體健康不好!”他說,他讀寄宿制學校的孩子每次回來,都會提更多讓他們改變生活習慣的要求,并給他們講外面的生活方式。
孩子的眼睛就是村民的眼睛,他們在良好的環境中學習生活,會把這種觀察帶回家去并尋求改變。家長也會在這一過程中由被動漸變為主動,產生脫貧改變面貌的內生動力。但在教育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上,在提高農村教育教學質量上,群眾是沒有辦法“靠自己”的,只能依靠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才能改善教育條件,讓“最弱”的農村教育逐步強起來。
因此,馬云的倡議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操作價值,而借助“冰花男孩”帶來的關注“流量”,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發力,農村教育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教學水平的提高必然指日可待。
編輯:位林惠
關鍵詞:教育 扶貧 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