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托管，意即委托管理。基于學生家長接送孩子時間的差異性，基于增強教育服務能力、解決家長按時接送學生困難、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目的，校內托管應運而生。2017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鼓勵各地各校根據學生身心發展特點和家長需求，探索實行彈性離校時間，提供豐富多樣的課后服務。不難看出，盡管推廣校內托管面臨困難，但政策層面依然在強調與推進。

現行的校內托管模式，雖然有政策的支持，也有一定的財政保證，可以用“政府主導、學校實施、財政補助、家長受益”來概括，但幾個關鍵問題亟待解決，一是校內校外的監管體系如何明確而統一；二是校內管理的責任如何界定；三是如何給教師負擔松綁，教師拿托管報酬是否意味著兼職合法化；四是如何避免國有資產無償使用，如何對第三方服務進行有效管理。

校內托管服務主要是學校自辦自建，由學校教師以兼職的方式運行。在禁止教師有償兼職的大背景下，教師收費托管屢受質疑。更重要的是，在教學任務本就繁重、教師負擔已相對沉重的情況下，長期讓教師兼職托管增加了他們的壓力。同時，托管與教學之間有極大的差異，服務的性質與要求也迥異。用“保姆”來形容托管服務或許并不貼切，不過用來形容教師尷尬的角色卻恰如其分。

校內托管讓教師“變保姆”，都是公共服務大包大攬惹的禍。校內托管被管得過死，而校外托管又缺乏監管，形成了“兩張皮”的現象。

教師的角色是什么，實為對“政府的角色是什么”的追問。從長遠來看，校內也好，校外也罷，托管服務還得走市場化之路，用市場的手段和規律去解決問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則是通過優惠政策和嚴格管控，于管放結合中去體現公益性，讓整個市場健康有序地運行起來。

讓教師充當保姆并非校內托管的本意。不妨借鑒學校食堂運作模式，通過向第三方資本和力量開放，讓專業人做專業事。學校、家長和主管機構，首先要扮好監管者和守望者的角色，通過協管共防來約束資本和權力，既避免其任性妄為，又將公益與盈利相結合，從而通過市場手段解決公共服務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