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11時40分，青海大學附屬醫院急診外科大夫郭慶源值完夜班后突然出現胸悶、心慌、氣憋等癥狀，后做了心電圖初步排除心梗，大夫建議住院。就在同事在幫助辦理住院手續時，郭大夫突然出現抽搐癥狀后呼吸暫停，經四個小時搶救無效死亡。（1月24日 中國新聞網）

媒體披露，郭大夫年僅43歲，事發當晚共接診38人，原本8時30分下班，因交班等工作一直未能按時離開。這一細節的曝光，極易讓人將郭醫生之死與疲勞診療聯系起來。的確，考慮到青海大學附屬醫院是一家“三甲醫院”，而“三甲醫院”常常人滿為患，供職于此的郭醫生，其日常工作不可能太輕松。事發當晚長時間、高強度的加班工作，很可能是壓垮郭醫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實上，疲勞診療所導致的猝死事件，近年來在醫務人員中屢見不鮮。三甲醫院兩周內倒下三骨干醫生、連做5天手術搶救患者后過勞逝世、醫生連續工作36小時累倒在ICU……類似的新聞，曾一次次地通過媒體傳播引發公眾關注與唏噓。

中國醫師會于今年1月9日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則用更為詳實的數據，披露了“中國醫師的休息權沒有得到保障”的嚴峻現實——男性被調查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為50.90小時，女性為49.79小時；三級醫院的醫師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時，二級醫院的醫師平均每周工作51.13小時，一級醫院的醫師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是48.24小時。

疲勞診療具有雙重危害，不僅讓醫務人員面臨巨大的生命健康威脅，同時也影響著患者所獲取的醫療服務質量，乃至其生命健康。從這個角度來看，醫務疲勞診療的危害跟“疲勞駕駛”很相似。像治理“疲勞駕駛”一樣關注“疲勞診療”，切實為醫務人員減負，應當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努力方向。

1984年，一名叫Libby Ziond 紐約女大學生因急救無效最終死亡。她的律師父親發現，參與急救的住院醫師不僅超時工作，而且需要同時照料40多名患者，因而一時疏忽未能察覺Libby Ziond的憂郁癥病史和用藥史，這影響了診療，導致了Libby之死。此后，在這位父親的推動下，紐約州于1989年通過了著名“Libby Zion法”：“住院醫師每周的總工時不得超過80小時，或連續24小時以上?！?/p>

以立法的形式，對醫務人員的工作時長進行限定，對疲勞診療背后的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出臺中國版的“Libby Zion法”，事實上早已成為一種呼聲，但困難之處在于，立法執法的現實基礎一時難以形成。強行而上，恐怕會形成多輸局面。

要看到，疲勞診療的存在，與巨大的醫務人才缺口有關。前不久刷屏的新聞“兒科醫生超負荷工作全部病倒被迫停診”，將兒科醫生存在三十萬缺口的問題暴露在大眾面前。不僅如此，“我國每萬人擁有全科醫生1.51名，人才缺口約有9萬”“影像科醫生缺口或達幾十萬”等現實的存在，也不容忽視。如何填補人才缺口，平衡醫患之間的供需關系，就當下而言，仍然是一道尚需時日破解的難題。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可作為。例如，別再錯誤地鼓勵醫務人員疲勞診療了。長期以來，醫生超負荷工作累倒、累癱的故事，常常被作為正面典型來宣傳、表揚甚至是獎勵，由此而出現了“最帥醫生”“最美醫生”。不能否認，這些醫務人員身上有著可貴的奉獻精神，但是，考慮到疲勞診療的雙重危害，即便無法予以完全禁止，我們至少也應淡化對這種行為的宣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