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時代,能否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讓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已經成為一件必須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

——高培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成就輝煌,令世界矚目。但是,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總結做得還不夠好,中國經濟故事在世界上的傳播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成功不相匹配。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研究員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進入新時代,能否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讓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已經成為一件必須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當前,中國經濟學研究最為重要的任務就是構建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中國經濟發展奇跡來自于中國的實踐

《經濟參考報》: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從新中國建立到實行改革開放,再到進入新時代,在我們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備感自豪的同時,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高培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為我們做對了什么。這些做對了的東西,既不可能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找到,也不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而只能來自于中國的實踐,扎根于中國國情土壤的基礎上產生。把實踐中做對了的東西總結出來,把中國經濟建設的歷程講清楚,本身就是理論創新,就是對經濟學的理論貢獻。

應當說,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總結,迄今為止,我們做得很不夠或不夠好。這直接導致了不僅中國經濟故事在世界上的傳播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成功不相匹配,中國經濟學在世界經濟學領域的話語權也與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以往,這或許無礙大局。但是,在進入新時代的今天,能否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能否讓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就已經不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須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了。

《經濟參考報》:具體應該如何去做?

高培勇:首先要梳理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軌跡。在廣泛占有改革開放40年以及新中國近70年經濟建設史料的基礎上,從歷史的本來面目出發,全面而客觀地認識歷史、再現歷史,從中提煉出最直接、最核心、最實質的內容,把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軌跡和來龍去脈說清楚,講明白。

其次要概括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以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的基本軌跡為線索,對改革開放40年以及新中國近70年經濟建設實踐進行歷史分析,從中得出有事實依據的判斷,就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其教訓做出實事求是的總結。

再次要提煉好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規律。在梳理、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基本軌跡、基本經驗的基礎上,還要將其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從而做出創新性的理論概括。否則,中國奇跡就只能停留在經驗層面而達不到理論的高度。

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基本規律,構成了我們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實踐,講好中國經濟故事的三部曲。

以經濟學視角深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變化

《經濟參考報》: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經濟學視角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高培勇:以經濟學視野看待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可將其歸結為需求和供給之間關系發生的變化。

從需求看,在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其一,物質文化需要。這一層面需要在新時代所發生的主要變化在于“上層次”,人們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體到與之對應的載體——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上,就是人們對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這一層面需要在現實中的表現主要是“擴范圍”,即日益擴大的多方面需要。具體到與之對應的載體——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上,就是人們對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需要日益增長。進一步看,“上層次”的物質文化產品也好,“擴范圍”的制度政策產品也罷,按照其所對應的物品和服務性質,又可區分為私人物品和服務與公共物品和服務。私人物品和服務的供給系統主要是市場,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系統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可進一步表述為對主要由市場系統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務的需要與對主要由政府系統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要。

從物質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需要,從物質文化產品到制度政策產品,從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務的市場系統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政府系統,是我們圍繞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作出經濟學解釋的主要觀察點。

從供給意義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其實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給。立足于新時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至少可以區分為兩個不同層面:

其一,物質和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現是,產業結構失衡與產能過剩相交織,先進生產力與傳統、相對落后甚至原始的生產力同時共存,生產力水平布局不均勻。其二,制度和政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現是,社會法治化水平不高,社會建設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設相對滯后,生態文明建設問題很多,區域和城鄉之間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收入分配差距較大。

從調整宏觀調控體系入手探索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規律

《經濟參考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領域廣、影響范圍大。根據您的研究,應該首先從哪個方面入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高培勇:十九大報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從創新驅動、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等幾個方面作出了戰略部署。對于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無論是將其視作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還是將其定位于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都意味著黨和政府領導經濟工作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的重大調整。其中,具有基礎和支撐作用的調整,就是宏觀調控體系。宏觀調控體系調整的主線和方向,當然是匹配在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前提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同志曾指出,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既然涉及的是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調整,這種調整便不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基礎上作出的決策而非根據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決策,這種調整便不是一個短期概念,而要管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它所觸動的,絕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政策配置層面,而且延伸到了宏觀經濟理論層面。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宏觀調控體系以及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將給宏觀經濟理論以及宏觀調控體系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這一挑戰主要基于幾方面變化:

分析視角。以往經濟形勢分析的基本視角是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當下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于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發生變化,基于周期性和總量性因素的分析便顯得力不從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在于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經濟形勢分析的聚焦點自然要轉到以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上。

發展理念。以往判斷經濟形勢好與壞的唯一標尺是GDP增速的快與慢。追求高速增長,以GDP論英雄,是普遍現象。然而,當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性的變化,我們所秉持的經濟發展理念,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目標亦定位于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GDP增速不應再成為評價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唯一標尺。除此之外,質量和效益指標不僅要引入,而且要作為中心線索。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經發生變化,為短期經濟增長而實行刺激政策、透支未來增長便不再是我們注重的選項。取而代之的,是引領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將著重點和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

政策主線。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索是需求管理。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需求總量的增減變化實施立足于短期穩定的“對沖性”逆向調節。然而,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平衡,便是其著力的基本出發點。宏觀經濟政策的操作方法雖不排除需求總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經讓位于結構性調整,短期的“對沖性”逆向操作也不再是其主要選項。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雖仍須納入調節范圍,但以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為代表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已成為調節的重點。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更是其重心所在。

施策途徑。以往的宏觀調控主要通過各種政策性安排實現調控目標,無須牽動體制機制。當下的宏觀調控,必須脫出政策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體制機制層面,主要依托于改革。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由總量失衡變身于結構失衡,只能將著力點轉向結構性調整。既然造成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機制性障礙,只能將根本途徑放在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上,放在以推進各種基礎性改革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上。

正是基于上述變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任務。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創新和完善宏觀經濟理論。要防止在宏觀調控研究中出現“新瓶裝舊酒”的現象,扎扎實實深化理論研究,大力推動理論創新,從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入手,探索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規律。

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經濟參考報》: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研究一個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就是圍繞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構建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您認為,中國經濟學界做好準備了嗎?

高培勇:舉凡理論體系的構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夠的構件。對于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這盡管并非易事,但基本的條件已經具備。

就前者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義,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因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這意味著,從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發現和挖掘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議題,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與實踐層面的實際問題相合拍。以此為基礎,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實現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的良性互動,應當也必須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構架的主線索。

就后者來說,我們更不缺乏。改革開放40年以及新中國近70年經濟建設的豐富實踐,以及事實上對這一豐富實踐發揮了理論支撐作用的觀點、主張、理念、思路等,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構件。換言之,盡管中國經濟建設實踐是循著與西方國家不一樣的路子走過來的,盡管中國經濟學界做出的理論貢獻是循著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大一樣的研究范式生成的,但它們是“接地氣”且有用、能用、管用的,已為實踐證明是做對了的東西。只不過,我們需要對這些構件加以全面而系統的總結、整理。在全面而系統的總結、整理基礎上,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

對于中國經濟學界來說,這不僅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由之路,也是對世界經濟學做出自己應有貢獻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