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賦予文學以使命，也帶來新挑戰。我們正走在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上。在這個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新時代文學”既要充分汲取歷史經驗，又要勇于面對新問題、新現實、新經驗，以開闊胸懷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凝聚中國人思想、情感與心靈世界，將中國經驗熔鑄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經典，唯有如此，方能不負使命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個對我國發展新歷史方位的戰略判斷，將對我國社會和各方面事業產生重大影響，對文學也是如此。

現在不少學者談論“新時代文學”，大多是在寬泛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和曾被廣泛使用的“新世紀文學”一樣，只是在自然時間意義而不是在“質的規定性”意義上談論“新時代”。“新時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到新階段產生的文學，其內涵、外延、功能、使命，都在發生新變化，需要我們調整思維習慣、知識結構與判斷標準，從“新時代”視角重新思考文學，思考文學與現實、與世界的關系，以促進文學發展。

“新時代文學”尚需在實踐中逐漸完善，這就需要我們有所前瞻、有所期待，通過對“新時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新中國前30年文學、五四新文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學比較，把握其性質與未來發展走向。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以人民為中心

相對于新時期文學，“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以人民為中心。新時期文學是在對“文革文學”批判反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時期之初走在時代前沿，率先反思“文革”及其文學，參與并促進思想解放運動，在語言、形式等方面探索中，拓展現代漢語表達能力。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學逐漸形成一種精英化、西方化與現代主義式審美標準；90年代以來，伴隨大眾文化崛起，逐步形成一套以市場為中心的出版發行機制。

以現在視野來看，精英化、西方化與現代主義審美標準，主要面向知識分子、評論家或海外獎項的寫作，所謂“走向世界”只是走向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以外在標準評價規范中國文學。而市場化在促進通俗文學、類型文學發展同時，整體上突出文學的娛樂消遣功能，削弱文學所具有的認識、啟迪功能，嚴肅文學在文學市場乃至整個社會領域逐漸邊緣化，弱化對世界觀塑造和引領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具有鮮明現實針對性。“新時代文學”在發展過程中，應該將“新時期文學”相對化、歷史化，并在重新審視基礎上發展新的文學以及新的評價體系，使“新時代文學”在堅實軌道上良好運行。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更加重視文學規律

相對于新中國前30年文學，“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更加尊重文學自身發展規律，在于對作家藝術家“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的強調。新中國前30年文學，提倡以工農兵等最廣大人民群眾為服務對象，形成獨特美學風格，涌現出柳青、趙樹理等人民作家，發展出較為完善的評價體系與較為完整的生產—傳播—接受體系。但也有一定時代局限性，特別是以運動方式管理文藝，有時嚴重違背文學規律。新時期之后，社會各界對此有深刻反思，對其弊端有深入認識，但對“人民文學”的價值取向、美學風格與評價體系等正面價值認識不夠。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方面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另一方面又指出，“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這意味著，既堅持“人民文學”價值取向，又將“人民”從群體概念落實到“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充分尊重藝術規律，尊重作家藝術家，才能迎來文藝真正繁榮。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文學”要借鑒新中國前30年文學價值取向、美學風格與評價體系，結合新時代條件進行新的探索與創造。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更有文化自信

相對于五四新文學，“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更有文化自信。五四新文學是在對中國傳統文學批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以“啟蒙”和“救亡”相號召，通過提倡新思想、新道德，開拓現代中國人思想空間，塑造現代中國人靈魂，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發揮獨特而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五四新文學本身也有文化不自信一面，其文學觀念是參照西方文學形式與標準形成的，在發展過程中受到西方文學、俄蘇文學極大影響。胡適“全盤西化”等主張都可以說是文化不自信表現，當然他們的文化不自信有深刻時代背景：在列強環伺、山河破碎的舊中國，中國最優秀作家深刻感受到時代痛苦，他們“掮起黑暗的閘門”，創造中國“新文學”，使之成為現代中國文化核心，在思想啟蒙與民族解放中始終處于先鋒位置，為促進中國社會進步做出重要貢獻。

今天，我們已處于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幾代中國人迫在眉睫的“救亡”問題，已經不是社會主要問題。雖然西強我弱整體文化態勢沒有改變，但伴隨中國在世界格局中位置提升，中國人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越來越強，回首新文學之初可以發現，當時提出的不少思想命題是文化自卑或文化不自信的產物，需要我們重新梳理、思考和調整，在新的現實基礎上提出新思想命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代文學”既要繼承五四新文學思想啟蒙與憂國憂民優良傳統，又要具備充分文化自信，在新時代創造新經典。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學，“新時代文學”之新還在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國傳統文學有一套完整審美評價體系，形成自足系統，成為當代中國人文化背景與底色。經過現代化巨大轉折后，中國傳統文學離當代中國人生活現實已很遙遠，但對當代中國人思維方式、情感結構以及審美趣味、習慣、偏好仍有極大影響，作為巨大思想藝術資源，中國傳統文學可以為當代作家所借鑒。伴隨著中國人文化自信增強，可以預期在“新時代文學”發展中，當代作家必將越來越多研究開發中國傳統文學資源，在這里仍有一些問題需要注意：

一是要避免簡單模仿，從模仿西方經典到模仿中國經典只有一步之遙，但模仿只能是模仿，并不能產生真正杰作。

二是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并非傳統文學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借鑒的，我們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出自己分析、判斷、取舍，只有經過消化吸收之后，傳統才能真正活在當下。

三是要結合當代中國實際，生活是創作唯一源泉，只有深入當代生活，以此為基礎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創作出具有生機與活力的作品，才能在新時代真正延續中國文脈。

我們梳理“新時代文學”相對于“新時期文學”“新中國前30年文學”“五四新文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學的獨特之處，并非對后四者的否定，而是在充分肯定其歷史功績同時，以今天的視野做出分析與判斷。中國文學偉大之處在于總能與世推移，不斷創造新形式與新形態，以書寫中華民族生活史與心靈史，新中國前30年文學、新時期文學已完成其歷史使命，而“新時代文學”則剛剛開始，它是在一個新的語境中展開的中國文學，等待我們放手去創造。

新時代賦予文學以新使命，也帶來新問題，需要文學去面對與解決。我們正走在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上，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媒體數字化移動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的新事物，我們正在創造新的歷史。在這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世界，“新時代文學”既要充分汲取歷史經驗，又要勇于面對新問題、新現實、新經驗，以開闊胸懷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凝聚中國人思想、情感與心靈世界，將中國經驗熔鑄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經典，唯有如此，方能不負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