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的號召,參與籌備新政協及創建新中國這一輝煌的歷史進程。從“五一口號”至今,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不忘合作初心,堅持協商民主,為人類政黨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路徑。為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本報開設專欄,約請專家學者,就“五一口號”的現實意義和堅持好發展好新型政黨制度等發表見解,以饗讀者。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和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一黨制,也不同于兩黨制、多黨制,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確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顯優勢而獨特,經風雨而彌堅,為人類政黨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路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0年前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注入了紅色基因,奠定了堅實基礎。

確立中國共產黨

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居于領導地位,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與西方兩黨制、多黨制的本質區別,也是多黨合作堅持正確方向、發揮制度效能、保持生機活力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黨合作一開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國共產黨強加的,而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的自覺選擇。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多黨合作,大多始于20世紀40年代。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是反帝愛國、追求民主的進步力量,一成立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合作關系。但是,作為處于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勢力,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并沒有完全認同,抗日戰爭勝利后在中國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中,有的成員還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第三條道路”。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國民黨蔣介石倒行逆施、節節敗退,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方針政策越來越被中國社會各界人士所認同,政治品德和高風亮節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高度贊賞,從而把國家前途和民族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界民主人士熱烈響應,相繼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籌備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負責人譚平山5月23日在香港撰文指出,“為著爭取革命的提前勝利,是要大家多負責的,而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國共產黨肩上”。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等55位已到達解放區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聯合發表聲明,明確宣告“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宋慶齡女士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質是對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綱領的政治認同,而“五一口號”提出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就是這一綱領的重要體現和實際步驟。“五一口號”發布后,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集會討論后一致認為,這是“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九三學社等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先后分別發表響應“五一口號”的聲明、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并在通電中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發表聲明說,“革命的三民主義,必定是與新民主主義同其內容”。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政治決議指出,“中共采取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與本黨歷來主張的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權則完全相同,將來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又是一致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對美國白皮書的聲明中強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聲明指出,“通過新政協會議解決國是,既是今日救國建國的唯一正確途徑”,愿“共同為實現新政協而努力”。

由此可見,正是“五一口號”體現的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和實踐步驟,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一致認同,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并成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