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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長三角“一體化”這盤大棋

——民盟中央“深化長三角一體化合作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調研綜述

2018年05月04日 09:59 | 作者:包松婭 |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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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長三角“一體化”這盤大棋
——民盟中央“深化長三角一體化合作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調研綜述
記者 包松婭

▲調研組一行在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調研

    ▲調研組一行在江蘇南通考察產業園區

▲調研組一行在江蘇南通考察產業園區


在中國的區域版圖上,臨江靠海的“長三角”處于“雄雞”的胸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

發軔于鄉鎮經濟,興盛于民營經濟,長三角所轄的三省一市(浙江、江蘇、安徽、上海)最初的一體化似乎是一種市場發展中的“自我”選擇。上世紀90年代,民盟前輩費孝通先生代表民盟中央,曾連續多年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關于長三角發展的建議,為促進長三角發展切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新一輪長江經濟帶規劃、長三角城市群規劃等諸多國家戰略向縱深推進,多年來,作為中國經濟“發動機”之一的長三角地區,顯示著其作為全國經濟增長極的巨大拉動效應。然而與此同時,在向高水平發展階段的邁進中,長三角一體化也逐漸顯露“疲態”,進入瓶頸期。

加快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是國家戰略的要求,也是新時代長三角地區自身加快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現代化和國際化步伐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長三角地區合作發展,強調長三角地區要實現率先發展、一體化發展。

作為中共中央委托的重點考察調研活動,民盟中央今年的黨派調研主題正是“深化長三角一體化合作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陳曉光分別帶隊,赴上海、安徽和江蘇、浙江進行了深入調研。用丁仲禮的話說,為深化推進長三角一體化切實作出貢獻,是本次調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推動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既為推動形成我國多樣化區域發展模式作出新的探索,也為其他省市區域協同發展率先提供可供復制和可推廣的經驗。

一體化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10日,調研組來到江蘇南通時,南通市黨政代表團頭一天還在滬考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會見了南通代表團,共同為滬通深度“互動”把脈指向。

此前一周,上海市政協專題調研組就“發揮上海核心城市作用,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剛到南通調研。巧合的是,其時,南通市政協剛剛完成《關于對接服務上海,全力打造上海大都市北翼門戶城市的建議案》。

同時也在調研組開啟調研的當下,一年一度,長三角30個城市的一場”約會“———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第十八次市長聯席會議在浙江衢州舉行。

恰好,并不意味著巧合。這是長三角三省一市互通頻率的“縮影”。

數據顯示,長三角地區土地面積21.27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2.2%,常住人口1.51億人,占全國的11.0%,經濟總量13.53萬億元,約占全國的20%。長三角城市群被調研組公認為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和最具發展活力的區域之一。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無論在市場還會政府層面都已形成共識,到了可以形成合力發展的最佳階段。”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樊杰,對中國區域經濟的啟蒙發展有過深入研究,作為應邀參與調研的專家學者之一,他始終認為,當前城市群已成為支撐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發展的核心區和增長極,國家間的競爭正日益演化為主要城市群之間的綜合實力比拼,長三角一體化的高質量發展,要瞄準“在2030年建成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進行對標。

談到一體化,丁仲禮在上海和安徽的調研中,一直跟大家探討的話題是一體化的內涵。中國區域發展的一體化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在國際經驗中照搬照抄。就連中國自己的土地上,不同區域之間也有差異性,長三角一體化與大灣區、京津冀區域發展道路都不同,那么長三角一體化到底是什么的一體化,有什么量化指標去判定一體化程度。他特別強調,一體化是手段,不是目標。一體化的目的是如何率先發展,協同發展。長三角應在“兩個一百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指引下,立足歷史新方位,對標國家戰略,起到引領帶頭作用,面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要在宏偉目標的牽引下談一體化,而不是就一體化談一體化。

帶著日趨清晰的基本判斷,帶著頭腦中梳理的上百萬字的材料儲備,帶著北京提前召開的兩場專家座談會的問題和思考,民盟中央兩路調研組深入三省一市的企業園區、科研機構,力圖為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添一把力。

合作與競爭

“請問一下蘇寧集團,如果你們在長三角都有投資,各地政策有沒有差異?如果有差異,會有多大?”

9日,調研組到江蘇第一站的第一場座談會。當企業代表蘇寧控股集團總裁助理馬康介紹企業在長三角的戰略布局時,帶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陳曉光“插話”問道。

馬康對這個問題似乎也有“一肚子”話要說。他回答說,針對一些項目的投資選址,每個地方甚至不同區縣的政策都不一樣,流程也不同。“這樣一來,我們每個地區即便同樣的項目,整個審批推進的流程都要從頭到尾再走一遍,而且辦理效率也有先后快慢的差異,有時同時開工的項目,一放就放半年一年,所以我們也希望能把整個長三角區域內的政策梳理統一起來,有些證照在區域內不同地方可以互認。”

“那企業決定項目落地選址的標準是什么?”調研組專家接著問。

馬康顯然很明白這個問題的用意,他坦率地表示,各地為了爭取項目落地都會推出不同的優惠政策,基本都是在土地及稅收等方面進行競爭,從企業的角度,我們肯定會綜合選擇相對營商環境較好、運營成本較低而發展空間較大的地區。

顯然,合作與競爭,這是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兩個關鍵詞。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終身教授曾剛是研究城市發展的專家學者,他顯然早已關注到這個問題,一句“迫切建成長三角城市群,不合作不能建成”,讓人印象深刻。

為什么有此感慨?曾剛說,國家從高速發展到高質量發展,這些年來重點城市研發投入效應在下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復投資、重復研究現象非常嚴重,沒有在區域之間的產業一體化上形成真正的跨區合作機制,甚至在國際合作中還出現博弈現象。

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院長王濤的研究團隊曾經做過一個大數據分析,對長三角區域內30個城市的90份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報告進行系統分析,結果可能成為了曾剛觀點的佐證。“結果顯示,當前長三角一體化重復性投入確實非常大,在聚焦重大基礎設施和產業引進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集,而且全部把裝備制造和信息化作為未來發展的方向。”王濤介紹說。

而要合作,離不開合理分工,離不開協調機制。

調研中發現,在長期合作過程中,長三角已經逐步建立了主要領導座談會(黨政主要領導)明確任務方向、聯席會議(政府常務領導)協調推進、聯席辦(發改委)和重點合作專題組具體落實的機制框架,即“決策層”“協調層”“執行層”三級運作合作機制。

但就四地的反饋看,似乎這個協調機制尚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長三角一體化一定要分清楚中央層面能做什么?上海龍頭城市能做什么?三省一市區域內又能做什么?所有的問題全都放在一起是講不清楚的,這個過程中中央要賦權,省市要賦能。”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唐亞林坦言,賦權給誰則需要在現在長三角合作機制基礎上構建更高層級的,中央層面的協調機制。

雖然是專家學者,唐亞林其實說出了共同心聲。調研組在浙江調研時,浙江省副省長朱從玖同時明確提出,建議國家加大對統籌協調力度,從國家層面做好頂層設計和統籌謀劃,尤其當各地區利益訴求有差異時,更需要這樣一個統籌機構,需要在有關部委牽頭下才能實施起來。

在南通市委書記陸志鵬看來,長三角是當前中國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但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同時存在。要堅持在國際競爭中去定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用國際視野和格局去看當前的一體化,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開放度不夠。“區域內的城市定位和規劃各有不同,發展中難免會有競爭,甚至還有壁壘。”陸志鵬認為,長三角城市之間首先內部要有開放姿態,多一些合作和協同,才能“抱團出海”,同時要進一步探討規劃一張圖的問題,避免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合作與協同,毋庸置疑。對于競爭,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所長徐琴卻認為,只要不是惡性競爭,適當的競爭會對推動整個區域跨越式發展起到一定積極作用。“長三角地區民營經濟發達,正是民營企業在競爭發展中,不斷走出本地區,在地緣相親的長三角區域內尋求合作發展。同樣現在一體化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合作的就在區域框架內尋求合作,但肯定不是所有的產業都要靠政府去推動,需要競爭的就打造好平臺,讓要素在市場作用下自主選擇和流動。”

“我們搞規劃的很容易習慣使用規劃思維,就是凡事都想用規范的辦法去梳理解決。”浙江省有關規劃部門的負責人對此頗有感觸,他說,其實或許規劃部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不能做”,至于什么能做,有些是可以交給市場去決定的,僅靠行政規劃肯定是“規劃”不出一個高質量發展的一體化的。

合作的歸合作,競爭的歸競爭。換句話說,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

在調研中,丁仲禮指出,長三角三省一市發展程度和階段不同、自然稟賦不同,不同主體牽涉到的利益也不相同,因此三省一市要充分發揮主體作用,實現責任分擔與利益共享的平衡,打破行政區劃阻隔,凝聚協同發展合力,努力取得各方共贏的效果。

科技排頭兵與生態后花園

在人們慣常的印象里,長三角民營經濟發達,服裝鞋帽等進出口貿易都走在前列。

浙江省副省長朱從玖向調研組介紹了一個“曾經”的浙江。過去幾年調研,走進鄉鎮幾乎村村冒煙,說明浙江低端的、小規模的、分散的產業非常多。這幾年長三角率先遇到了轉型升級的難題,也在轉變動能上率先進行了探索。“我們浙江在治理低小散亂上狠下功夫,當年一個縣基本要關停一萬多家私營家庭作坊式的企業,就是到現在我們還是計劃每年淘汰一萬家不達標企業,逐步地把低端、散亂、小規模經濟體轉化掉。”

在“兩路”三省一市全覆蓋的深入調研中,調研組發現,為有力有效反制開放環境下,西方對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遏制,落地抓實“中國制造2025”國家戰略,近年來長三角在動能轉換上已經悄然布局以技術密集為特點的高新技術產業。

“有一個問題是,四地政府各自都制定了建設創新體系的戰略、規劃及政策,但區域創新體系非均衡性、非共享性及排他性特征明顯,導致技術、資本等要素流動渠道不暢,制約了區域一體化合作創新效率的提高和創新能力的提升。”在長三角區域相對發展薄弱一些的安徽,科技廳副廳長羅平告訴調研組。

如果說中國曾經的發展靠的是人口紅利,那么中國未來的發展恰要靠這些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

面對三省一市發展這一產業的共同愿望,曾剛建議,組建長三角應用技術研究院,以中國科學院相關的研究所,以及高校研究所,國家工程技術中心為中心組建聯合體,避免區域內重復研究,推動科技要素聯動,圍繞中國制造2025開展協同研究。“同時構建長三角產業與創新集群協作網絡,以大型企業國有、民營企業為核心,以政府和高校為主力形成創新聯盟,破解區域內產學研分開等問題。

在調研的共識中,長三角一體化不是簡單的要素疊加,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創新要素上進行突破是題中應有之意。

“螞蟻金服是身在長三角的互聯網企業,我們特別支持一體化發展的倡議,因為無論金融還是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本身就沒有地域概念。”螞蟻金服副總裁俞勝法說,長三角地區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金充裕,小微企業眾多,建議一體化發展要創新金融監管,支持金融產品以及投融資業務創新,更好地將民間資本導入實體經濟領域,服務實體經濟。

亨通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江蘇,“其實作為長三角發展的龍頭,一些突破性政策給予上海先行先試是應該的,建議那些在上海試行過的好經驗和好政策,在得到驗證之后是不是可以放開到整個長三角區域,或者至少可以打破區域界限,創建一個創新合作的先導區、示范區,在這區域內共享優惠政策。”

對此,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的觀點是,按照十九大報告對東部地區的要求,長三角在創新引領和協調發展上應該還有更大的空間。在區域內的三省一市中,上海市是當之無愧的龍頭,也正因為是龍頭,上海要考慮做一下其他三省做不了或者考慮不到的事情,要有魄力去舍棄一些不符合上海更好發展定位的功能和產業,因此要在科研成果共享和成果轉化落地等方面進一步探索創新機制。

令人欣慰的是,其實,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區都在爭搶技術創新的高地。錯位發展,也有地方聽到了心里、落到了實處。

11日,調研組來到了江蘇省位于蘇浙皖三地接壤處的溧陽市。在這里,市委書記蔣鋒并沒有邀請調研組去看企業和城市建設,而是帶大家來到了濕地生態保護區。“我們這個地方最大的資源就是青山綠水,我們一直秉持錯位發展的思路,寧愿做其他地區的‘后花園’。為此我們執行的是嚴格的環保標準,將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擋在門外,這個環保標準是我們自己制定的,比國家標準還高。”

“那么當地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樣?”調研組詢問道。

“這里的老百姓非常富裕,就是總書記說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最好體現。”蔣鋒說。

關于“人”的一體化

陳文超是地地道道的江蘇人,大學畢業時,在鋪天蓋地的校招中,他看上了地處嘉興的一個發展中的高科技民營企業,“因為企業的發展前景以及待遇都非常吸引人。”

調研組來到企業調研時,是陳文超在這里工作的第6個年頭。

“當時很多同學都選擇去了一線城市上海,這幾年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同學開始問我嘉興的房價怎么樣?工作待遇怎么樣?也準備在這里買房子。”陳文超笑著告訴記者。

從去年開始,不知不覺間似乎各地都在上演“搶人大戰”,人才爭奪到了白熱化階段。在正處于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長三角,人才將對長三角經濟動能轉換提供重要支撐。

在長三角,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高端人才基本都在向上海靠攏。在調研時,其他地區有關部門或者企業負責人也頗委屈,本地培養的人才在外流,即便他們花“重金”從上海引進人才,這些人基本工作在本地,家庭都還都留在上海,因為上海的教育醫療資源畢竟占優勢。

一個特例是浙江。在去年發布的應屆畢業生選擇就業所在地的調查中,杭州首次超越北上廣,躍居首位。

朱從玖告訴調研組,過去浙江的人才流出也非常嚴重,但浙江鄉鎮企業的發展正靠著“星期六工程師”發展起來的。“星期六工程師是我們給周末聘請的上海專家的特定稱呼。這些專家在周末專門到浙江江蘇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生產指導和答疑解惑,一定程度上為兩地民營企業的啟蒙發展立下功勞。”朱從玖邊回憶邊解釋,這就是人才的力量,也是上海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一個生動體現。

從原來的“流出”到如今的“流入”。朱從玖坦言,對于人才而言,“筑巢引鳳”是一個亙古不變的規律。

人才是長三角能否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決定因素,各種不同層次的人才層層堆疊就像一個金字塔。正泰集團副總裁陳成劍認為,我們不僅要重視塔尖上的高端人才,也要重視塔基的中低端人才,要有一流人才,也要有專業化人才,打造國際化高地和專業化人才洼地,讓市場在人才配置資源中起到決定性作用,一個城市才能更有活力。

調研組認為,從另一個層面說明,人才要能流動起來,自由流動到他想去的地方,流動到需要他的地方去才是好的一體化環境。因此建議三省一市更需要在“人”背后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共同需求的滿足上下大工夫,在交通、教育、醫療、信息等方面讓這些一體化落地的執行者和行動人不再有后顧之憂。

丁仲禮進一步提出,要進一步厘清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準確內涵,要從發展規劃、生態環境、創新要素、產業政策、土地指標、立體交通、市場統一、營商環境、信息資訊、公共服務、社會安全、國家政策、制度供給、協調體系等涉及一體化的諸多方面,進一步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張道宏介紹,通過調研,將綜合三省一市的經驗做法,梳理專家、企業家和各政府部門的意見建議,深入思考,精心提煉,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有針對性的合理化政策建議,為推動長三角地區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編輯:李晨陽

關鍵詞:長三角 發展 一體化 調研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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