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與我國新型政黨制度 

□ 郭清梅 梁捍東

“五一口號”的提出，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政府、奪取新民主義革命勝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新政權的綱領，充分反映了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擁護和響應。“五一口號”之后，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從最初的相互排斥、對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團結合作，從同情、支持、靠攏共產黨，到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鄭重選擇多黨合作，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五一口號”確立了新型政黨制度的領導核心

“五一口號”十分切合歷史的潮流和民族的利益要求，口號提出實現目標的措施又非常正確合理。民進中央領導人馬敘倫曾明確表示“我們的想法老蔣不聽。現在的中國還是靠共產黨掌舵”。民盟領導人羅隆基說:“民盟被國民黨迫害到這種程度,只有(與共產黨建立民主統一戰線)這條路，沒有第二條道路。”

1949年1月22日,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彭澤民、譚平山等55人發表了《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聲明：“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至迅速成功，獨立、自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并對毛澤東的主張及所提出的八項和談條件表示“徹底支持”。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各民主黨派一致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1月22日,民進發表《為爭取永久和平宣言》,宣布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1月27日，民革發表聲明，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必須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領導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這些都有力地證明他們擁護中國共產黨，視中國共產黨為領導力量，由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

1949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各民主黨派與中共一道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標志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地位正式確立。“這一歷史事實極具說服力地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也不是強加的，是水到渠成自然形成的；不是共產黨的一廂情愿，也不是民主黨派的盲目附和，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進程的邏輯結果。”歷史已經證明并必將繼續證明，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各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才能實現，多黨合作事業才能順利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有實現的可能。

“五一口號”為新型政黨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情的多樣性、復雜性決定了政黨制度的多樣性。中國曾經在歷史上探索過關于“多黨競爭”和“一黨專制”的政黨制度模式，那就是辛亥革命后民國初年一度出現過的多黨制和國民黨在1927年掌權后實行的一黨制。當時的中國大地，300多個政黨林立，它們之間相互傾軋，相互攻訐，你爭我奪，爾虞我詐,完全是一場上層官僚、軍閥、政客演出的政治鬧劇。歷史證明，盲目照搬別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這違背歷史發展規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歸于失敗。曾經見證這些試驗的各民主黨派深深懂得：中國絕不能選擇“多黨競爭”和“一黨專制”的政黨制度。“五一口號”的發布，成為吹響建立多黨合作制度的號角，為新型政黨制度的最后建立做了思想上、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準備。

1948年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致響應關于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協會議的號召，并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籌備、共同參加。在新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門中，非中共代表人士擔任國家和部門領導人的比例達到近半數，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真誠合作。這種團結合作的政治局面，標志著中國特色新型政黨制度有了良好的開端。最終，以“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為框架，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載入憲法。

新時代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

新的歷史時代，我們必須將“五一口號”所承載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經驗傳承下去，并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的具體實踐中深入探索推進其完善與發展的基本途徑和措施，開創多黨合作事業的新局面。

一是始終堅持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都必須堅定自覺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正在帶領人民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今天，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和黨的領導密切聯系著。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也必須圍繞堅持共產黨領導這個核心，自覺維護、增強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實踐證明，共產黨的領導越堅強，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事業就越發展，各民主黨派的作用也就發揮得越充分。

二是進一步加強和促進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加大執政黨與參政黨在政權中的合作力度，不斷完善參政議政機制，規范參政議政程序、范圍、內容等，清晰劃定邊界、制定實施辦法。一方面是完善民主協商機制。制定法律或規章制度，規范執政黨與參政黨的日常聯系和協商座談的次數、范圍、級別，突出協商重點。通過立法把政治協商納入黨和國家民主決策的程序，建設科學民主并符合法律程序的決策機制，提高協商質量和實效，重視協商結果的處理。另一方面是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民主監督本身雖不具法律約束力，但一旦形成一套互為補充、互相制約、程序化、規范化的監督制度，增強監督活動的操作性，增進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提高監督的實效。

三是努力塑造和培育高素質的參政黨。共產黨對多黨合作的領導是以民主黨派存在與發展為前提的，應把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作為重要政治責任。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通過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統一戰線基本知識教育、歷史傳統教育，使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加深對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優越性、科學性的認識，確保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信念不變，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肝膽相照的政治立場不變，堅持和完善中國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堅定性不變，始終不渝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增強“四個自信”和“四個意識”，進一步打牢多黨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

中國發展的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獨特優越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時期，我們要深刻體悟習近平總書記重提“五一口號”的用意，進一步增強“四個自信”和“四個意識”，牢記所擔負的新的歷史任務，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繼續堅持好、發展好、運用好，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團結奮斗。

（作者單位分別是河北省社會主義學院、河北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