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欠薪，我們有信心(民生視線)

本報記者 李心萍 韓 鑫

今年春節前夕，在江蘇連云港，農民工展示其領到的整個班組的工資。人民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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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被雇主或單位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趨勢，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4%降至2017年的0.5%。農民工欠薪問題已得到明顯遏制

從今年四季度到2019年春節前，將繼續組織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推動按月足額支付工資、農民工實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盡快落實到企業

日前，人社部對外公布第二期拖欠農民工工資企業“黑名單”。出臺工資支付考核細則、實施多部門聯合懲戒、設立欠薪企業“黑名單”……近年來，針對農民工討薪這個老大難問題，各項政策接連出臺。2016年，國務院給出治理欠薪時間表，明確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目標任務。如今，距離這一時間節點越來越近，治理欠薪效果怎樣？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還面臨哪些挑戰？該如何應對？

農民工的喜悅

揪心變寬心，從年底流淚討薪到按月領工資

“發工資啦！”剛當上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某工地小隊長的趙立業心氣兒特別足，總是第一時間通知工友們查看銀行賬戶。作為“資深”農民工，趙立業也曾為討薪犯難過，如今，他長舒一口氣笑道：“現在保障好多了，簽上了勞動合同，關鍵還能按月領薪。”

從揪心到寬心，這一變化背后，是國家近年來對農民工欠薪問題的大力整治。

農民工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但過去，他們中的一些人往往流汗又流淚——討薪難題長期存在。至2001年，這一問題進入公眾視野，引發社會關注。

面對欠薪難題，不少地方出臺政策啟動追繳行動。比如2002年北京對惡意欠薪建筑企業實行“一票否決”，深圳建立農民工欠薪保障基金等。2005年起，有關部門開始探索解決欠薪問題的長效機制，先后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明確總承包企業對農民工工資負總責。到2016年，國務院提出，到2020年努力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目標任務，對從根本上治理欠薪問題作出全面的制度性安排。

如今，趙立業話中的三個關鍵詞：銀行賬戶、勞動合同和按月領薪，都是上述政策措施落地的例證。簽訂勞動合同使農民工追討工資時有證可循；辦理工資銀行卡讓農民工工資有了一本“對賬簿”，是否發、發多少，一目了然；按月領薪則為農民工領取工資提供了一張“保險單”，分散了集中支付帶來的欠薪風險。三項政策相互銜接、互為依托，共同織就了一張農民工工資支付的“保障網”。

“這幾年，明顯感覺到國家重視保護農民工權益，勞動保障執法力度越來越強，無論是對開發商、承建公司還是包工頭都有嚴格約束。”來自山西呂梁的張澤龍是個有30年經驗的包工頭，他告訴記者，如今在承包項目時，要向勞動保障部門繳納一筆工資保證金才能開工，不僅如此，勞動保障部門還會不定期約談承包企業和包工頭，明確要求不能欠薪。

從工資支付鏈條的各個節點來看，對于末端農民工工資的保障也在倒逼前端各主體改進管理模式。“對總包企業而言，過去對勞務企業和農民工的管理深度不夠。現在勞務管理更加精細化，用工動態更詳細，工資保證要求更高，所有工程款要優先支付農民工工資；對勞務企業而言，支付壓力增加也會倒逼企業細化任務分配、工人管理、業績考核、工資結算等流程，加強對出勤狀況及工作效率的監督力度。”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勞務管理負責人盧百華說。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被雇主或單位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例呈逐年下降趨勢，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占比已由2010年的1.4%降至2017年的0.5%。農民工欠薪問題已得到明顯遏制。

包工頭的煩惱

開發商付款比例低，墊資付薪使包工頭壓力有點大

經過多年的持續治理，農民工領薪已由難轉易，但要從寬心到舒心，依然有一些頑癥痼疾有待根治。

“我們現在是一季度一結賬，不包吃住，差不多每星期給三五百元的零花錢。”來自河北定州的老張，去年跟隨認識的包工頭來了北京，目前在朝陽區某小區房屋上下水改造工程中打零工，“跟工頭挺熟的，就沒簽勞動合同，相信他的信用。”

老張的經歷折射出當前農民工工資支付中存在的問題：按月足額支付還未能完全實現、勞動合同尚未替代“口頭合同”。

記者走訪發現，老張所說的按季度支付其實是集中支付向按月支付的一種過渡形態。在一些偏遠的三、四線城市，等到年底或工程完工時集中支付農民工工資的情況依然存在。按月支付農民工工資為何難以實現？

盧百華解釋說，在大多數工程項目中，上游開發商支付比例往往不高，總包企業需墊資開工。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材料支出等墊付壓力更大。在這種情況下，還要預付下游農民工工資，按月支付存在一定困難。“農民工工資可不是小頭，工資總額一般會占到工程款的20%以上，工資、材料費等都壓在承包企業身上，壓力有點大。” 盧百華說。

當壓力經由總包企業繼續向下傳導時，包工頭的日子也“緊巴巴”。“按月支付對我這種攬‘小活兒’的包工頭來說，很難實現。”張澤龍坦言，比如一個20萬元的項目，活多錢少，再招財務、會計，人力成本就更高了，所以一般都由包工頭統管財務，一次性支付工資。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工資集中支付之所以還能存在，是因為長期以來包工頭找人、攬活不靠合同靠信用。在一些地區，包工頭作為中間商，兩頭不簽合同，全憑“一張嘴說話”。“干的本來就是組織人的活兒，靠的是‘一傳十、十傳百’累積起來的信用，如果我這一層失了信用，除非是不打算干這一行了。”張澤龍說。

盧百華介紹，當前我國的勞務公司發展良莠不齊，運營好的勞務公司自有工人占比較高，管理方式更加精細，但有些勞務公司為了擴大規模，會在社會上找小包工頭帶一批人來干活，管理松散。如果包工頭信用好，一切尚可平穩運行，倘若遇到信用較差的包工頭，很可能發生欠薪事件。

“當前工程建設領域仍然是欠薪問題的重災區。”人社部有關負責人指出，市場秩序不規范，違法分包、層層轉包、拖欠工程款等問題還大量存在，部分制度建設和屬地監管責任還沒有充分落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任務依然艱巨，工資支付保障制度有待進一步落實。

監管者的決心

從源頭抓起，創新相關制度，加大懲戒力度

“要實現20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目標，最大的困難仍在于如何解決工程建設領域的欠薪問題。” 人社部有關負責人說，工程建設領域產生欠薪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墊資施工、層層轉包，工資支付與工程款結算等問題糾纏在一起。

盧百華介紹，所謂層層轉包，其流程一般是：開發商將項目承包給總承包單位，由總承包單位與勞務公司簽訂勞務合同，根據項目大小和工種需要，勞務公司再層層轉包給負責不同工種的班組，由班組工頭吸納和組織農民工。

這樣的層層轉包模式因有利于責任到人、提高效率和工程質量而在工程建設項目中被廣泛使用，但也在客觀上拉長了支付鏈條、進一步增加了支付風險。

“要解決好欠薪問題，就得從源頭抓起。接下來，我們將充分發揮部際聯席會議及地方工作協調機制作用，配合行業主管部門加大源頭治理力度，進一步清理規范工程建設領域市場秩序，嚴厲打擊掛靠承包、違法分包、層層轉包、墊資施工等行為。”人社部有關負責人說。

除了加強整治，要從根本上破解這一難題，還離不開制度創新。“可以考慮建立業主單位向農民工直接支付工資的綠色通道，穿透總包企業、勞務公司和包工頭環節，在發包方層面統籌農民工名單及其身份證號、銀行賬號，從源頭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建議。

盧百華則建議：“由于農民工受約束程度低、流動性大，未來可考慮逐漸淡化勞務企業的綜合性管理職能，由總包企業直接對接專業化的各類工種班組，從而減少支付環節，提升管理效率，更好對接農民工。”

此外，還須加強懲戒，讓拖欠者處處受限。“‘黑名單’管理制度將持續推行，對重大欠薪違法案件，將在現有每半年公布1次的基礎上，增加為每季度至少公布1次，對情節特別嚴重、引起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隨時向社會公布。”人社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從今年四季度到2019年春節前，將繼續組織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全面排查欠薪問題和欠薪隱患，推動按月足額支付工資、農民工實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盡快落實到企業，落實到每一個在建工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