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國學普及讀物的銷量同比增長131%，古籍善本影印本的銷量同比增長近200%，經、史、子、集四部中，除了經部，其他三類銷量同比增速都超過110%……京東圖書的這組數據讓不少人感到驚訝。

無獨有偶，一些知名古籍出版社的權威版本也賣得十分火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紅樓夢(套裝上下冊)》、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史記(套裝全10冊)》2018年銷量同比增長近150%，商務印書館的《西游記》2018年銷量同比增長近500%……不論是實體書店還是網絡書店，古籍類圖書的品種增多、銷售加速，正在成為趨勢。

社會環境、讀者需求帶火古籍銷售

“讀者對古籍的需求是迫切的，中華書局普及性古籍的銷量每年都在增長。”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中華書局編輯出版兩套面向大眾讀者的叢書，“中華經典藏書”和“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年發貨碼洋達1.5億元，《論語譯注》等常銷書的年銷量高達數十萬冊。

學者馮保善指出，“古籍熱”是與“國學熱”相伴相生的，“國學熱”反映出讀者加強自身道德修養、渴求人生智慧、尋找精神家園的心理需求，古籍因能滿足讀者的這種需求而熱度上升。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蔣艷萍也認為，當今社會競爭激烈，人們需要心理撫慰和價值引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深厚內涵，承載其內涵的古籍受到讀者歡迎是順理成章的事。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明確提出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穿國民教育始終”。顧青認為，《意見》提出“加強中華文化典籍整理編纂出版工作”，要求“以幼兒、小學、中學教材為重點，構建中華文化課程和教材體系”，客觀上為“古籍熱”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熱度從成人向青少年讀者群體延伸

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數次“古籍熱”相比，這次的一個突出現象是面向青少年特別是學生讀者的普及類古籍熱銷，“古籍熱”正在從成人讀者向青少年讀者群體延伸。

記者從開卷公司的統計數據發現，《紅樓夢》銷量前100名的圖書中，針對學生讀者的品種多達60余種；《史記》銷量前100名的圖書里，面向從小學至高中學生群體的版本接近七成；而《三國演義》的銷量前100名幾乎都是針對少兒和學生讀者的版本。這些古籍大都冠以“無障礙閱讀版”“新課標版”“名師導讀版”等名號，年銷量少則數萬冊，多則30多萬冊。

2014年，北京市教委發布《北京市中小學語文學科教學改進意見》，指出中、高考語文試卷中增大古詩文、現代文閱讀量，增加優秀傳統文化內容考查。教育部發布的2017年高考改革的大綱中，也要求語文學科注重增加學生的閱讀量、全方位考查學生的古代文化常識。受此影響，面向學生讀者的古籍迅速熱銷。

“在日常教學中，學校會要求學生閱讀古籍原著，凡是高考必讀書目上的圖書都要閱讀，而且不僅要讀古籍原著，還要看解讀原著的圖書。應該說，中高考這個指揮棒對學生閱讀古籍有很大影響。”北京十一學校語文老師劉麗云說。

2016年9月，岳麓書社倉庫里常年積壓、準備當廢紙賣掉的《鏡花緣》《西游記》《湘行散記》等書突然遭到全國書商搶購，后來發現，原來是那一年初中七年級語文教材改編了。改編的教材里提到6本課外讀物，《鏡花緣》《西游記》《湘行散記》就在其中。岳麓書社順勢策劃了一套“名著導讀名家講解版”叢書，邀請來自清華、北師大等高校文學專業的教授、博士生導師進行解讀，讀者掃描書中二維碼就可聽名師講課。去年，這套書賣了150多萬冊。“以前古籍社的日子普遍不太好過，古籍圖書一年三五千冊的銷量很普遍，但近年來在各項利好政策下，古籍開始熱銷。”岳麓書社社長易言者說。

一些出版社有針對性地開發產品，使古籍閱讀與語文教學、考試緊密結合，并且取得不俗的銷量。山東美術出版社的《名師點評·人生必讀書·三國演義》在開卷公司統計的《三國演義》眾多版本中拿到了年銷量冠軍，2018年銷售約33萬冊。該社首席編輯、叢書編輯之一陳蔚覺得，定位準確是這套書暢銷的主要原因，“這套面向學生讀者的叢書請了北京、南京等地重點學校的知名老師做解讀，對書中的名言、名句和精彩的細節一一標注，和語文教學結合緊密。”

把書做成精品才能持續擴大市場

但是，隨著“古籍熱”的持續，品種激增，版本重復、編校質量下降等問題也隨之出現。根據開卷公司的統計數據，2018年，《論語》在售版本有3338個，《史記》在售版本有2315個，《紅樓夢》在售版本3658個，《三國演義》在售版本2847個……

由于古籍絕大多數是公版書，即不受著作權法限制的公共版權圖書，因此被視為門檻低、成本低、風險低的一塊大市場。如今，除了專業古籍出版社，一些非專業古籍出版社也在涉足這一領域。實際上，根據開卷公司統計的數據，在面向青少年學生讀者的古籍市場上，非專業古籍出版社的書無論是品種還是銷量都占絕大多數。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這些書有不少是出版社與民營文化公司合作出版的，其中固然有質量不錯的產品，但也存在利用高定價、低折扣等促銷手段推進銷售的現象。“這就是典型的跟風出版、重復出版。有多少讀者需要那么多版本的四大名著呢？”他認為，激增的版本數量不但浪費了出版資源，也給讀者選擇古籍造成了困難。

顧青認為，重復出版確實不是好事，但就市場而言，有其出現的必然性。他覺得，中國讀者基數龐大，就拿四大名著來說，每年的總銷量都在1000萬冊左右，如此巨大的數量是任何單一出版社、單一版本都難以滿足供應的，“印都印不過來”。具體到面向青少年學生讀者的古籍，因為各地教育圖書市場存在地方化傾向，各地方出版社的產品就在當地銷售，所以版本數量因為市場的地域分割必然會增加。“重復出版當然不好，但我們最要反對的是版本抄襲和低水平重復。”顧青說。

包括古籍在內的公版書過多過濫的情況已經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從去年開始，書號的管理變得更加嚴格，易言者說，以往岳麓書社年出書300余種，但今年只批了150多個書號，“書號嚴格管理，對于我們專業古籍社來說是好事，書號數量少了，就要想辦法把書做好，提高單本書的銷量，打造常銷書。同時，書號少了，濫竽充數的公版書也就少了。”

隨著古籍成為教育圖書市場上的“準剛需”，未來，“古籍熱”很大可能會持續下去，相關市場會穩步擴大。但在眾多版本的激烈競爭中，“把書做成精品，為青少年讀者提供最適合他們的產品，才是古籍出版的正路。”易言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