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和蔡葵（左）夫婦

版本學家和目錄學家王欣夫

王欣夫，字大隆，蘇州人。原為蘇州有名的書商，著名的版本學和目錄學家。新中國成立前夕棄商到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他不僅在家中藏有一批善本古籍，且具有豐富的辨別古籍版本的經驗。據說當年郭沫若先生碰到版本目錄方面的問題時都要向他討教。王欣夫先生可以說是一位奇人，也是復旦中文系的一個寶。可是對這么一個人怎么用，卻費了一番周折。20世紀50年代初期，安排他講一段文學史課，可他一來用“蘇白”講課，二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總是倒騰不清楚，聽課者不得要領，講課者也很苦悶。后來，鮑正鵠先生給系里出了個主意，用其所長，讓他開設《文獻學及工具書使用法》一課。他先用了一段時間編寫講義，到了1957年秋季為我們1956級首次開設此課，我們算是嘗了鮮。

王欣夫先生還是用“蘇白”講課，第一次課安排了兩節，旁征博引，只講了“文”與“獻”兩個字的含義。其實，“文”者，就是文字記錄；“獻”者，賢也，也是口頭留傳的資料。文獻學講的是文字記錄和口頭留傳的文獻資料，這是做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基礎和入門，是很重要的基本訓練。王欣夫先生的課，雖然講得過于煩瑣，口音也不太容易聽清楚，但卻很實用。通過一年的課程，我們掌握了文獻學、目錄學和版本學的基本知識，也學會了幾種主要工具書的使用。例如在版本學方面，我們了解到“麻沙本”的一些基本情況，福建省建陽的麻沙鎮，南宋以后直至明代，曾是一個圖書出版中心，形成了古籍中一種叫“麻沙本”的版本。這種版本圖書種類多，印量大、銷售廣，但由于明版大都校勘不嚴不細，錯誤較多。相對于“麻沙本”，流傳于五代時期的“蜀大字本”，雖然流傳少，但版本精良得多。

王欣夫先生的課，不僅講授，還有相當多的技能訓練。為了培養我們的版本分辨能力，他還把家里珍藏的許多善本圖書，包括宋版的珍本，共上千冊之多搬到中文系資料室展出，教我們辨別各種版本。版本的辨別，尤其是優劣的分別，須從紙質、油墨、版本等方面去辨識，他一一手把手教我們。記得那一天，他整整在資料室待了一天，一方面是擔心善本圖書的丟失，更重要的是為我們實地講解、辨識。其時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卻如此認真地對待教學工作，至今都讓我感佩不已。

記得王欣夫先生編寫的《文獻學》講義，我一直帶在身邊，幾次搬遷都舍不得舍棄。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鮑正鵠先生就任北京圖書館常務副館長，為了培訓職工，把我珍藏的這本講義征用翻印，我才同這本講義分手。

王欣夫先生在為我們開設《文獻學及工具書使用法》之后，就不再講課而專心于著述了。他的遺著名為《蛾述軒篋存善本書錄》，這部大書由鮑正鵠先生與王欣夫的助手徐鵬先生一起整理、標點校勘，歷時五六年時間，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繁體字排印，裝幀精美，共170萬字，正文竟有1864頁之多，三四斤重。

提到這部大書，還得補一筆鮑正鵠先生為王欣夫先生整理遺著的事。鮑正鵠，原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學貫中西，專治中國近代文學史與現代文學史，曾任復旦大學副教務長，后調任高教部文科教材編輯室主任，北京圖書館常務副館長，中國社科院副秘書長兼科研組織局局長。退休之后，以病弱之身、舍棄自己的各種事體歷時五六年，在徐鵬先生協助下，完成王欣夫先生遺著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為復旦校園里、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

外文系的蔡葵教授

1956年我考入復旦大學時，蔡葵是外文系的副教授。其時她約50出頭，據說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是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的夫人。我們入學時，開始設英語課，中文系1956級共有16位學生選修英語，是個小班，外文系就派了蔡葵先生來教我們。于是，教我們16位學生的英語，就成了她的全部工作。

記得從1956年秋到1957年夏的第一學年，由于蔡葵先生的專心致志，英語幾乎成了我們的主課。蔡葵先生的教學很有特色，一是課堂上反復練習，尤其是口語練習和聽力訓練。由于她英文表達能力比中文表達能力強（據說她初中畢業后即經越南赴美留學，成年后才回國），在課堂上常用英文解釋英文，然后再讓我們用相應的中文翻譯出來。我常常被叫起來做這種工作，于是增強了學英文的興趣。另一方面，她講的英語是美國音，不標準，于是請來一位在倫敦生活過多年的外文系教授夫人也是她的好朋友到課堂上矯正我們的發音，希望我們也能講一口地道倫敦口音的英語。除了課堂教學，她也很重視課外閱讀。她認為，中文系學生學英文除了聽力訓練和口語外，更重要的是提高閱讀能力和培養一定的翻譯能力。

于是，她因材施教，為我們印了大量的課外閱讀資料。我當年拿到的就有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的原版全文和莎士比亞的詩劇《如愿》的散文改寫本兩種厚厚的講義。這是蔡葵先生用她從美國帶回來的英文打字機一頁頁地打印出來的，傾注了她多少心血啊！她不僅為我們分別打印了課外閱讀的講義，還指導我們如何閱讀。她說：“泛讀作品時，遇到不認識的生詞，可以跳過去，不必停下來查字典，以免破壞閱讀情緒。這樣讀著讀著就可以猜到生詞的意思了！這就像你們小時候讀《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一樣。”我依照這種方法讀《雙城記》等英文作品，從這種課外閱讀中受益良多，英文閱讀能力快速提高，到大一結束時，我已能比較流暢地閱讀《北京周報》和《中國文學》等中國編輯出版的英文雜志。也因為如此，我特別珍惜蔡先生為我打印的兩本課外讀物，把它們從上海帶到了北京，一直保存在身邊。

蔡葵先生不僅在課堂上認真教學，為我們打印各種課外讀物，培養我們的英文閱讀能力，而且關心我們的生活；由于她沒有生育子女，也就把我們當成她的孩子看待。記得1957年的“六一”兒童節那天，她盛情邀請我們16位同學到她家中過節。當年，陳望道校長住在復旦大學第十宿舍（學生宿舍）對面的一幢洋樓別墅里，為了接待我們，蔡先生還把陳校長請出去，騰出大客廳，不僅準備了她在花園里種的花生等土產，還專程到上海市區采購了多種西式糕點。就這樣，吃點心、唱歌、聊天，我們被當成少年兒童，在陳望道校長的別墅里、在蔡先生的家中過了一個愉快又別樣的兒童節。過去將近60年了，這個愉快的兒童節一直難以忘卻！而和藹熱情的蔡葵先生也一直難以忘卻！

1957年夏天之后，尤其是1958年后，蔡葵先生雖然仍擔任我們英語課教授，但社會活動多了起來。到了1959年夏天，3年英語課結束，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

（作者系著名文學評論家、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