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3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北大開‘教授會’，到了教授約百人。我作了三個半鐘頭的主席，回家來心理頗悲觀：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大家談的，想的，都是吃飯！向達先生說的更使我生氣。他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十年二十年后，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

當胡適在日記中抱怨“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時，距其1946年9月就任北大校長，已經整整一年。實際上，自胡適主持北大以來，面臨的經濟困局一直都存在，且始終無法緩解，更無法徹底解決。此時的北大校長，其本職工作是首先要傾力為北大教員解決“吃飯問題”，而不是以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為中心，這當然是胡適始料未及的，又是他不得不要全力解決的難題。

北大教授公開信：

需要不凍死不挨餓的生活

抗戰勝利之后的北大復校工作，千頭萬緒，在國內物資奇缺、物價飛漲的經濟不景氣狀況之下，為爭取復校經費及當局支持，為確保北大教師生活無虞、學生有課可上，胡適一直為之殫精竭慮、竭盡所能。他馬不停蹄，飛赴南京、北平、上海、天津各地出席各種會議，周旋于上至政府當局、下至社會各界的交際圈中，已經忙得焦頭爛額，寢食難安。

就在這百般忙碌之中，1947年8月26日，為籌備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而飛赴南京的胡適，根本料想不到，北大內部已經“后院”起火。

原來，包括與胡適私誼不錯的王重民、俞平伯等數十名北大教授，聯名發表了一封致北大校長的公開信，強烈要求盡快改善待遇，解決基本生活問題——“不凍死不挨餓的生活”。群情激憤，還要求盡快召開緊急會議，解決“已瀕絕境”的北大教員生存問題。

這封公開信，寫于1947年9月1日，次日即發表在了中國北方發行量最大，也是傳閱量最廣的都市主流媒體——天津《大公報》上。報刊部分原文如下：

“適之先生，前次朱騮先先生到本校來，先生曾力言起碼工作設備的必要，要求政府注意。我們以教學為本職，很感謝先生能為我們的工作幫忙說話；但是我們固然需要起碼的工作的設備，也需要起碼的生活——不凍死不挨餓的生活，如其不然，有起碼工作的設備而無起碼工作的力量，還是無濟于事。我們現在生活情形，先生想必知道，不僅知道，恐怕和我們正是同病相憐。我們一個月的收入不能維持半個月的生活，談不到子女的教育費用，更談不到應付即將到來的嚴冬，這是一種什么生活？最近調整待遇，簡直是開玩笑，簡直是使得斯文掃地。先生是我們的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情者，或者可以說是同病者，希望能為我們的生活，教育的前途及中國將來的命運再切實的仗義執言，力爭改善，吃不飽，僅有起碼的工作設備，我們力不從心，恐怕也難繼續工作。”

北大教授月薪漲至百萬，卻“明漲實降”

北大教授的“吃飯問題”一經曝光，社會輿論大嘩，各界聲討質疑之聲，一浪高過一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胡適四處奔走、多方斡旋之下，終于迎來了當局同意對北大教授普漲月薪的基本態度。為此，北大內部經研討，提出了一套“加薪”方案。

在這個方案中，竟然可以保證相當一部分教授月薪漲至百萬之數，可謂“驚天動地”。1947年9月28日，北平《世界日報》刊發了這一方案：

“以本年一月份公教人員實質所得為標準，現在應調整之數目，其計算方法：本年一月份待遇辦法，係生活補助費十七萬，薪金加成一千一百倍，而本年一月份物價指數為一一七四五七八倍（據北平聯合征信所報告）。按此指數則（一）生活補助費為相當于二十五年之170000/1174578=14.17元，（二）加成數為相當于二十五年之1100/1174578=9.1%。為計算簡單起見，暫定生活補助費為十五元，乘以物價指數，加成倍數為物價指數之1/10，依此標準，九月份之待遇可用八月份物價指數計算之。根據聯合征信所之報告，北平八月份物價指數為五五四六七一七倍，故（一）生活補助費應為15X5546717X1/10=832007元（二）加成數應為5546717X1/10=554671.7倍，故可定為八十三萬元。又薪金之五千五百倍，此數之全部購買能力，與一月份之十七萬及一千一百倍數字相等，依此則月薪六百元之教授，可得830000+600X5500=4180000元，余可類推。”

應當說，這一套“加薪”方案看起來有些復雜，并不是簡單的崗位工資+績效工資之類的金額匯總式方案，而是加入了當時惡性通貨膨脹之下特有的物價指數體系，且以抗戰之前的物價水平為基準，用“浮動倍率”方式經過測算方才得出的。方案中所謂“月薪六百元之教授，可得830000+600X5500=4180000元，余可類推”，乃是指戰前月薪為六百元銀圓，或月薪為六百元法幣（法幣未貶值前，法幣與銀圓1：1等值兌換）的北大教授，通過這套方案測算，至1947年時應當將月薪提升至四百余萬元法幣，方才有可能與戰前的薪酬實際購買力基本持平。

事實上，北大教授們這種心急火燎的“加薪”呼聲，以及當時這種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的時局，從《世界日報》這些報道所在版面上，每天都開辟的“經濟天地”欄目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當時的美元對法幣匯率為1：44000，這還是有利可圖的收購價，售出則為1：45400。而戰前發行的任何種類的銀圓，此時都是“硬通貨”，一塊銀圓就可以兌換法幣21200元。其余的食品物資，如面粉、大米、豬肉、油、白糖等，以及生活必需的煤塊價格也每天都有變化，足見當時物資匱乏與貨幣貶值之巨。

按照北大教授們的核算辦法，每月底薪為六百元（以戰前銀圓或未貶值法幣計價）的教授，在1947年9月應得月薪法幣數額為4180000元。依此推算，北大教授們所要求的薪酬數額，戰前與戰后幣值的比率約為1：7000；這一比值，比之《世界日報》上公布的銀圓與法幣兌換比率1：21200，還有相當差距，這二者之比值約為1：3。

換句話說，北大教授們的“加薪”方案所要求的核算方法并不過分，在保持實際購買力的前提下，他們愿意將戰前幣值的薪酬實值調低至三分之一即可，也算是與政府當局共赴國難、共克時艱了。此刻，他們急切地要求“加薪”，實在是生活所迫，逼于無奈之舉；即使這一“加薪”方案順利實現，且拿到手上的法幣在一個月內也不貶值的話，他們實際上也蒙受著不小的經濟損失，戰前月薪六百元的教授，滿打滿算也不過拿到了戰前幣值二百元的月薪。

“浮動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是一紙空文

此刻，國民黨政府的金融體系已離崩盤不遠，北大教授設計的“浮動倍率”再怎么精確，也無法趕得上貨幣貶值的速度了。即使當局于1947年9月底就采納并批準了北大的“加薪”方案，并火速于10月就執行并實施這一方案，北大教授們也會再一次被物價指數驚得目瞪口呆，大呼上當。

就拿顧頡剛恰恰于北大“加薪”方案公布當天，1947年9月28日的一則日記來比照，就會知道“浮動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也將是一紙空文了。這一天，顧在日記中寫道：“理一次發，兩萬元矣，實四毛也。”此刻，理一次發的價格已為法幣20000元，實為戰前幣值0.4元，二者比率已達1：50000！如此看來，遞交當局的“加薪”方案，已毫無實際意義；如果照此實施，戰前月薪六百元的北大教授，1947年10月“加薪”之后實得月薪幣值頂多只有八十元左右了。

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增發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至今堪稱“空前絕后”。當時，不光北大教授們對此難以想象，北大校長胡適也只能是竹籃打水白忙活；與此同時，全國民眾都無一例外地全部卷入這場金融巨騙與瘋狂劫難之中。

據載，1945年8月抗戰結束時，法幣的發行額是5569億元，比1937年6月的14.1億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這還只是瘋狂的開端。1945年底，法幣發行量已突破1萬億元大關，達10319億元，與8月相比，幾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億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達331885億元，在1946年的基礎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達6636946億元之巨，短短的8個月里增加了19倍，如此一來，“幣值已貶到不及它本身紙價及印刷費的價值”。于是當局孤注一擲，發行新的通貨金圓券來取代法幣，1948年8月19日付諸實施，以1∶300萬的比例收兌無限膨脹了的法幣。

就在國民黨政府即將發行金圓券前10天，1948年8月9日，正在休假的向達又向胡適致信，再次表達了對北大教授們、師生們“吃飯”問題的嚴重關注，并在“浮動倍率”加薪辦法已無現實可行性的前提下，提出應讓曾經向學校貸款度日的教授們暫停還貸，并力爭要每月發放三次薪水的建議。

對于向達的建言，胡適有無回信，目前尚無可查證，其實也并不重要了。有心重振北大的胡適，早已無力回天；豈止一個北大復校后的“爛攤子”，國內整個皆是經濟崩盤之下的“爛攤子”了——這是后世讀者都可以心知肚明的。1948年12月15日下午3時許，胡適在北平南苑機場登機，直飛南京而去。他的日記再次中斷15日，1949年元旦，他在日記中稱自己是“逃兵”，是“難民”。

“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北大校長，胡適咬牙堅持做了兩年之后，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北平與北大，而是輾轉于美國與臺灣兩地，直到1962年逝世。或許，一向以處理文教界實務見長的胡適，至死也會對這樁無法操辦的“北大加薪案”，以及始終得不到根本解決的北大教員經濟困局，感到無邊的惶惑與莫名的失落吧。

供圖/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