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國創業家彼得·蒂爾在一本商業暢銷書中說，創新主要有兩種：從0到1，實現新突破；從1到N，推廣新發明。

我們需要原創型人才，如袁隆平，帶領團隊在沙漠里種出水稻；如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挽救數億瘧疾患者。他們以改變世界的責任擔當，百折不撓的攻關精神，推陳出新，除舊布新，實現了從0到1的歷史性突破。

我們也需要轉化型人才，他們打通科技創新從研發、應用再到產業化的全鏈條，推動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形成生產力，讓科學技術走出研究室，實現從1到N的推廣，惠及人民。

創新，不會一蹴而就。問題，就擺在眼前。如何打通部門壁壘、行業壟斷、利益藩籬等體制性障礙，從根本上激發創新活力；如何讓科技與經濟不再兩張皮；如何改善基礎研究的土壤；如何守住科研初心不跑偏；如何為人才提供良好的創新環境，建立健全有利于創新的體制機制……為回答一個又一個“如何”，全國政協將在本月召開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題的專題協商會，匯聚各方智慧，推動共識形成。

會前，全國政協組織的各路相關調研正緊鑼密鼓地展開。面對上述問題，委員們也在認真思索、深入調查研究。

下面，就讓我們聽聽委員們怎么看、怎么說、怎么建議的吧。

求本———

打破壁壘讓資源高效流動起來

治病，務求其本。創新驅動，本在市場，在于市場要在創新資源的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過去一年，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科學院副院長曹阿民多次赴蘇、浙、皖進行專題調研和實地考察。在他看來，能否形成有效遵循市場規律與發展邏輯的科技研發合作與產業協同，對于加快推動要素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形成新競爭優勢至關重要。

在曹阿民看來，創新驅動的實質是人才驅動。縱觀世界各國發展態勢，誰擁有一流的創新人才，誰就擁有了創新的優勢和主導權。為了加快形成一支規模宏大、富有創新精神、敢于承擔風險的創新型人才隊伍，要重點在用好、吸引、培養上下功夫。

由科技與體制創新所構成的兩輪驅動，已日益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在走訪了不少集團化企業、科技產業園區的中小科技企業后，曹阿民委員發現，當前的頂層設計和有效制度供給，以及科技成果轉化，仍是制約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問題。

曹阿民舉例到，2018年，滬蘇浙皖三省一市GDP達21.15萬億元，占全國總量的23.5%，擁有13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總數超過500家。“如果能夠打破行政區域壁壘，加速資源要素按市場規律高效流動配置，這就是產業協同的‘最高境界’了。”曹阿民這樣說。

面對科技成果實際轉化率低、可真正應用的高質量科技成果少、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投入不積極、應用技術研發人員不能全身心投入創新與轉化工作等現實問題，曹阿民表示，科技成果轉化專業人才“輸血”體系不足，缺乏既懂技術又懂知識產權，還懂管理和市場的復合型人才。此外，在為轉化人才提供專業平臺的“造血”功能，以及對從事科研成果轉化專業人員的“活血”激勵機制方面，都存在明顯不足。“加速科技成果轉化，關鍵要實現投入合理、激勵充分、信息對稱、機制順暢，推動產業鏈、創新鏈和資金鏈無縫對接，形成科技與經濟高度融合的創新格局。”曹阿民說。

他的思路是抓住四個關鍵點。

抓源頭——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需從源頭入手，有效解決重研發輕成果產業化的傾向，形成科技與經濟發展高度契合的市場導向體制，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充分體現在科技規劃中；

優方法——研發的方法與過程要與市場緊密結合，增強對成果產業化的推進力度，實現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

活考核——建立差異化的正向激勵體制，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分開考核，如，應用技術立項應加強對“市場價值”的評估，使所立項目能快速轉化為經濟增長推動力；

守規則——建立科學研究的負面清單制度(適應行業實際的從業“紅、黃牌制度”)。同時，加快健全高校、科研院所多元化人才評價體制，堅持科技成果學術價值和市場價值并重。

“還有一個問題，現有的地方財政對科研項目的資金支持政策，存在項目資金‘不能過江’、不能跨過省市行政邊界的現實操作難題，導致產、學、研、用一體化高效協同的科技研發體系無法形成。甚至有些企業在技術研發成熟后，為了享受當地政策，只留下一個辦公室，而將生產基地全都遷到了外地。”曹阿民說。

這種“一間辦公室、一個留守人”的形式化、低效率科技成果轉化現象需要改變。曹阿民呼吁，政府應加大對一體化區域內跨省市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活動的國家級科技項目支持力度，鼓勵有實在內容、有市場需求、有科技含量、有利潤空間的科技合作活動得到國家和所在省市的聯合資助，打造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方面有品牌、有實績、有規模的地方應用科技創新機構網絡。

固基———

給基礎研究提供鼓勵創新的土壤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創新之基，核在環境。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科技界在推動國家發展動力轉換，把握未來競爭的主動權，主動適應新一輪科技與產業變革的機遇和挑戰中，肩負著重大使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忠陽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總結，我們認識到創新是一個復雜的大體系。與技術創新相關的要素涉及創新資源、創新主體、創新機制和創新環境等，再細分可以識別出如知識產權保護、成果產業化轉化、企業的主體地位、基礎研究的支撐、激勵評價機制、尊重知識尊重創造的文化環境等，各種因素之間的作用關系復雜，沒有單一的輸入輸出對等關系。

在張忠陽看來，當前階段，我國的創新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果，促進創新的各種辦法積累了很多實踐經驗。當前，如何走向更高的階段，挑戰比以前要大。或者說，我們現在需要體系的整體進步，需要有一些變革性的進步。“當前的重點還可以在激勵機制上發力，但要逐步走向創新文化環境建設的長遠之路。”張忠陽這樣說。

如何給基礎研究提供鼓勵創新的土壤？

張忠陽表示，我們的資源看似很多，實際上可用的資源很缺乏。總體看，創新資源是寶貴的。寶貴的資源要投向關鍵核心領域，不能過于分散、過于平均投向所有領域，特別是要減少低效無效創新，防止無謂消耗寶貴的創新資源。

張忠陽舉例說，在激勵方面，我國的市場化激勵機制已逐步完善，市場前景看好、激勵周期較短的技術已不再需要過多的政府干預。政府干預或以投入為主要手段的激勵要向核心、關鍵處聚焦，也就是資源向市場機制不顯著的領域配置，如基礎研究、高難度高風險領域等。集成創新、消化吸收再創新需要的基礎研究成果從拿來主義要走向自主可控，走向無人區。只有領先的基礎研究才能支撐領先的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原創性的基礎研究和科學探索是現階段激勵的重點。

有了好基礎，才談得上科技成果轉化。張忠陽表示，科技成果產業化轉換涉及的因素非常多，處理各種矛盾要充分采取市場化方式，盡量減少行政干預。如，知識產權的保護、評估，所有權、使用權等各種權益的細分與市場化運作，投資風險和受益的分擔，人員身份變更與流動等各個環節細節，都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市場化方式解決，管理者要有充分的定力。“當然，對于關系國家戰略、回報周期漫長的產業化項目，政府的適當干預是必要的，這也是維護良好創新生態的需要。”張忠陽說。

張忠陽進一步表示，在激勵機制上持續發力的同時，創新文化環境建設才是創新體系建設的根本點。人才是創新的根基，是創新核心要素。但人的創新沖動不能僅來自于物質激勵。在良性的創新體系中，激勵更多的來自精神激勵，來自個人和社會的價值觀的激勵，這是一種飽含創新價值觀的生態環境。因此，一定要發揮教育關鍵作用，維持與生俱來的獵奇創新欲望和后天被激發的創新熱情。

正識———

科技創新要回歸理性、腳踏實地

在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原院長周健民看來，在改革開放初期和中低端技術為主體的階段，我們的科技工作習慣于快速引進、跟班式研究和表觀數據評價。現在，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不斷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限制和重點打擊，再沿襲老一套做法將會貽害無窮，理應將基礎理論研究和重大技術突破作為主攻方向。“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在基礎理論研究和重大技術突破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差距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國科技創新發展時間不長，另一方面是科技界和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態。”周健民如是說。

“有些現象值得關注。當前，我國的論文和發明專利數量均位居世界第一。論文和專利數量成為現行的創新評價標準。還有一些科研人員為國際前沿理論作些無關緊要的修補就自稱是重大突破、國際領先，憑借論文發表就能獲得各種人才頭銜和更多項目資源，鮮有自己獨創的東西，忽略了長期的堅守和積累，掩蓋了科學的本真，擾亂了整個科研體系，與提升原始創新能力背道而馳。”周健民道出了自己的擔憂。

周健民表示，科技創新如果不能摒棄浮夸、回歸理性，就無法腳踏實地地長期潛心基礎研究，催生原始創新和重大突破，更不必說在核心技術上擺脫受制于人的局面。

為此，周健民建議：一是科技界及科技管理部門都應擺脫急功近利的思想，摒棄浮夸的作風，正確理解科研規律，讓科技創新活動真正回歸理性，營造良好的科研氛圍；二是改變現行評價體系，按照科研規律對不同領域、不同科研性質的單位和個人實行分類評價，發揮正向引導作用，避免只以人才頭銜、論文、專利等表觀指標作為評價標準。如，對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科研人員，可以放寬評價周期，去除項目經費和數量等指標，將重點放在理論創新成果、創新潛力及其未來影響，以國際同行評價意見為主；對從事技術應用研究的科研人員，要突出技術引領作用和應用效益，以市場評價意見為主。

對于基礎研究薄弱的問題，周健民建議，大幅度提升資金支持力度，穩定并逐步擴大投入比例，改變只以項目形式投入的方式，調整簡化流程手續，讓基礎研究人員靜下心來做研究，少花時間跑項目和寫申請。同時，讓更多有能力的中國科學家融入世界科技前沿研究當中，打造國際平臺吸引國際一流科學家來華工作，通過強化國際合作突破核心技術封鎖，提升科技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