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到影視，如何留住“好故事”

文藝現場

《活著》《紅高粱》《芳華》《白鹿原》《霸王別姬》《天下無賊》《我的前半生》《流浪地球》……這些文學作品影視化的成功案例，在斬獲高口碑、高收視率的同時，也使文學乘著影視媒介的翅膀飛入尋常百姓家。如何有效推動文學IP多元轉化，實現文學與影視的互利共贏？5月25日，南京藝術學院影視學院與《青春》雜志社聯合舉辦的“文學作品影視版權轉化論壇暨青春文學人才作品創投會”在南藝舉行，10位青年作家和15家影視公司代表就“文學與影視的交融”話題展開了交流與碰撞。

對文學影視化前景充滿期待

王嘯峰、房偉、鄭在歡、趙志明……創投會上，這些活躍于文學現場的青年作家普遍對文學影視化的前景充滿期待，而渴求優質內容的影視公司代表也對他們帶來的一些故事不乏青睞。其中，青年作家、蘇州大學教授房偉的抗戰題材中篇小說《獵舌師》，被耳東影業副總裁蔡家洋譽為“美食版的《潛伏》”。

依據真實歷史改寫的《獵舌師》將中日廚師以美食為紐帶產生的情感碰撞，置于國恨家仇的宏闊背景下進行展現，不僅在戰爭書寫上有著相當的突破，而且情節波折起伏，煞是好看。作家莫言評價《獵舌師》“把歷史和傳奇化作了一組戰爭人物的個體心靈史”。蔡家洋認為，這部融合了抗戰、美食、懸疑等多重看點的小說，既呼應了當代稀缺的匠人精神，且大量運用的日本俳句、古典詩詞和各式菜色也為影視改編提供了豐滿的羽翼。

將優秀的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劇，對影視行業來說意味著什么？從文學角度而言，改編是對作品原有意義的拓展、深化還是消解？南京大學教授、南京電影發行放映協會會長周凱認為，劇本乃一劇之本，如果制作方能從良莠不齊的文學作品中遴選出適宜改編的精品進行二度創作，無疑會大大提高影片成功的概率；從文學層面上來說，編劇、導演對作品的轉化能力，直接決定了作品原有意義的增殖或消解。“如張藝謀導演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在保留了原著《妻妾成群》封建批判原旨的基礎上，建構起獨特的張藝謀式美學和象征系統，堪稱文學與藝術間近乎完美的跨界合作。這樣一部影響廣泛、深入人心的影片，無論對原著還是其作者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佳緣。”周凱說。

純文學改編為何難出佳作

不過，和如火如荼的網文改編盛況相比，以純文學作品為源頭的版權轉化不僅數量較少，且很少產生有影響力的作品。近兩年來，路內的《少年巴比倫》、虹影的《上海王》、須一瓜的《淡綠色的月亮》、東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獻身》和江蘇作家魯敏的《六人晚餐》紛紛被改編為電影，但大多反響平平。影評人吐槽，一些影片“明明握著一手好牌，卻偏偏把它拍成了觀眾最不想要的樣子”。

南京崇恩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姜蓉蓉認為，純文學作品較少被翻拍，除了商業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文學意義上的好作品未必是影視方心目中的好故事：“作家們往往更注重自我的表達和對自己感興趣的某個話題的思索，但影視劇更追求和觀眾的情感共鳴、主題的有效輸出，以及文學語言的可視化轉換和相應的成本問題。拍攝一部影視劇要考慮的因素，比寫作一部文學作品多得多。”來斯影業南京有限公司總經理柳昭君則認為，有時，一部主題意蘊足夠深刻的文學作品，反倒不比那些主題單純的作品更具有可通約性，《綠皮書》的成功恰恰印證了這一點，而這些，都是改編文學作品時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當遇到了適宜改編的好故事，如何把依存于文本語言的信息轉化為生動可感的銀幕/熒屏形象，則充分考驗著電影人的轉化能力。蔡家洋認為，改編要以充分調動觀眾的體驗和共鳴為核心訴求，敏銳把握住觀眾心理、情感的饑渴點。在他看來，以《我不是藥神》《無名之輩》為代表的小人物影片成為爆款，正在于呼應了前幾年現實題材“劇荒”造成的受眾對此類題材的強烈需求。此外，要提高轉化能力，需要編劇、導演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扎扎實實搞創作，并期盼相關部門多給予一些產業引導和創作空間。

用心創作能留下來的“好故事”

如今，優質內容儲備不足已經成為制約影視行業發展的瓶頸。創投會上，影視界人士紛紛表示，現在的局面是“太多的影視公司找不到內容，太多的文學作品找不到公司；太多的項目找不到資金，太多的資金找不到項目”，一些編劇甚至長期“駐扎”在書店或流連文學網站發掘故事，但往往收效甚微。由南藝影視學院和《青春》主辦的此次創投會，正是希望在文學作品和市場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蔡家洋認為，目前，整個影視行業普遍缺乏聯動協同，比如在南京，產業鏈就遠未成型，這需要上下游各方群策群力，強化資源整合，搭建合作平臺。周凱認為，如何讓更多優質的文學作品進入到專業電影人的視野中，是應引發業界深思的問題，類似創投會這樣的交流平臺值得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來搭建：只有盡可能地把文學作品展現給專業電影人，電影人才能有更大的概率甄選出優秀的作品。

“我不喜歡宮斗劇，但還是在投資宮斗劇，真心希望未來能有機會投拍一些真正有價值的、能夠留下來的作品。”創投會上，一位影視公司老總的心聲引發了業界人士的共鳴。周凱認為，這說明越來越多的影視方認識到，在兼顧商業價值的同時，電影也應當追求社會效益，“好的文藝片像一杯淡茶，味道雖不濃烈，卻會對品茶人價值觀的塑造、靈魂的豐盈產生深遠的影響。隨著文藝片分眾市場的漸趨成熟，未來文藝片將擁有一定規模的觀影人群，因此，純文學作品影視化改編的前景應是比較廣闊的。”

那么，對文學創作者而言，影視改編的誘人前景，特別是當下電影市場呈現的熱點、趨勢，會成為影響創作的因素嗎？

對此，南藝文化產業專業學生、劇本《偷故事的人》作者王芾認為，當只關注如何迎合趨勢時，反倒可能遮蔽了典范作品成功的那個最關鍵的點：“一部《我不是藥神》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整個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勝利，而是要看到它抓住了我們時代最隱秘、最深刻的痛點，由此喚起了強烈的共鳴；它展示了獨一無二的創作者‘我’觀察社會的獨特視角。因此，比盲目迎合改編、追隨趨勢更重要的是，創作者愿不愿意認真思考自身和時代的關系，能不能在有限的生命之中，通過作品盡力地為這個時代留下一些印記。試想，如果連作者自己都不認為他的作品是個好故事，又怎能指望它成為影視公司心目中的好故事呢？”

本報記者 馮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