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11歲的兒子樂樂離家出走了，走的時候他淡定地說了句，“我走了”。我憋著一肚子氣，回了句，“好”。

樂樂出走的原因是，我們想讓他轉回國內上學，申請的學校需要他填寫一張表格，而他不同意回國上學。我解釋道：“因為爸爸回國工作了，我們都認為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樂樂不依不饒：“可是我就不回去。為什么爸爸不能在加拿大找工作呢？或者他可以回來看我們啊……”

那天我試圖壓制內心的火，壓低聲音說：“如果你今天不填這張表，那就不要吃飯了。”于是，樂樂正義凜然地站了起來，拿起自己的書包離家出走了。

我一直希望創建一種民主式家庭，每個家庭成員都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我更希望培養一個有主見的孩子。可結果是——他的主見總是和我們的相反。從意識形態、思維模式到飲食習慣，甚至穿什么衣服，沒有一樣會聽我們的。以至于生活中的每天都在因為一件件可大可小的事情展開辯論。

不得不說，這幾年的民主教育，讓我們把樂樂培養成了一個不卑不亢，可以跟你溫柔但堅定不執行你要求的孩子，常常能把我氣得憋出內傷。

記得當年幼升小的時候，我帶著樂樂報考了七八所民辦學校，只有一所最后因為入選學生放棄了我們才得以從候選名單中被撈出來。面對上海慘烈的競爭，我以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上學，一切就都解決了。可是來了之后，我發現樂樂與國內朋友的孩子差距越來越大，我比從前更焦慮了。

8年前，我以為工作是我焦慮的主要原因，于是我離開高強度的工作逃到美國；4年前，我以為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我對樂樂焦慮的主要原因，于是我離開中國來到加拿大。一路拖著樂樂到處遷徙，如今我還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卸下我的焦慮。

那天從朋友家把樂樂接回家，我終于沒忍住打了他，樂樂居然一邊帶著眼淚一邊笑。樂樂爸知道后馬上撥來視頻和兒子談了很久。

不出意外的是，樂樂總是比我調整得快且好。和爸爸視頻完，他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地和我說話。問我：“媽媽，你的內心強大嗎？”我非常誠實地回答：“媽媽一點兒也不強大。對不起，樂樂，媽媽不該打你。”樂樂原諒了我，用一個大大的擁抱。

我相信他并沒有把這件事看做是一次大事件。也許他在實踐我們教他的處理問題的方法，在生氣的時候暫時離開那個環境，也許他只是想出去找朋友玩一會兒……但是我終于理解了那個因為和媽媽吵架憤而跳下南浦大橋的男孩。我真的害怕樂樂即將到來的青春叛逆期。

樂樂出生時，我對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健康和快樂。可是他慢慢地長大，我對他的期望也慢慢地長大，我的失望和焦慮也在慢慢地長大。

我自己是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卻接受不了樂樂是個普通的孩子。我把他帶到加拿大接受快樂教育，然后又給他報這樣那樣的課外班，把所有空余時間都填滿。我把所有的焦慮都投射在他的身上，還不允許他有所抱怨。

離家出走事件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我發現自己的焦慮原來一直都在那兒。梳理這件事讓我有機會審視自己，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同時也在內心對孩子說一聲抱歉。（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