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嘗試了譯書，深深地感到翻譯是一門學問。從音譯和意譯兩條大道當中選擇音譯，是第一步；選擇合適的譯字，是第二步。走對路就是翻譯家，走岔了，就不小心變成了幽默家。

有人說，意譯為“傷感的”的sentimental如果改為音譯的話，就是“山東饅頭”。當你對著一個傷春悲秋的人說出“你真是山東饅頭”的時候，可能食不下咽的他或她會突然感覺餓了。還有“鉆石礦”diamond mine，有人說音譯加意譯就是“呆萌的我”，不過很可惜，鉆石珠寶公司暫時沒有想到用它作為廣告創意，迎合在可愛之路上飛馳的年輕人。

很多詞匯其實都不太適合音譯，一般來說，音譯只適用于一些專有名詞，但接下來擇字就非常重要了。比如將Firenze 譯為翡冷翠，Champs-élysées譯成香榭麗舍，Fontainebleau譯成楓丹白露，這都是經典。再比如卡布奇諾(Cappuccino)，有一次喝咖啡時，有位長輩跟我說，Cappuccino聽起來不就是“看不起我”嗎(可以嘗試用四川話念出來)？

音譯最常見的用處就是在翻譯人名上，這時擇字還是要審慎。魯迅在雜文《不懂的音譯》中就談到，對于外國人名，老老實實地音譯就挺好的，這樣至少可以根據譯例推斷出原始發音。“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下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Kropotkin。”把俄國理論家克魯泡特金(Kropotkin)譯成類似中文的“柯伯堅”，就和將托爾斯泰(Tolstoi)譯成“陶斯道”一樣，雖然是顯得格外親切了，卻也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

不過，漢學家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Spence譯為史，Jonathan譯為景遷，在發音上說得過去，在意思上更妙，就是史學追跡影從司馬遷，而且司馬遷一般也被稱為史遷；還有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聽到這個名字就能讓人聯想到孟子說的“用夏變夷”，也就是以諸夏文化影響中原地區以外的僻遠部族。看著這些譯名，一種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間的自如身姿躍然而出。

話說回來，近代史料當中的音譯最是讓人“頭禿”。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駐外大使郭嵩燾的日記中記錄了一則趣聞：1878年9月26日(光緒四年九月初一)，德、日等國駐英公使一起聚會閑談。“問：巴蘭德較在中國為瘦？答曰：梭羅麥克斯法爾。馬格里云：舍克斯比爾所編出本語也。譯云：傷心會胖。”這里的“梭羅麥克斯法爾”，如果不是作者補上一句“傷心會胖”，誰能知道它是“sorrow makes fat”的音譯呢？而且，還是莎翁——舍克斯比爾(Shakespeare)的名句呢！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