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磨一劍”填補潮學研究空白

《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張偉煒 攝

潮汕地區獨特的文化現象，曾吸引眾多學者投身研究，但鮮有人能夠說清楚，潮汕地區歷代出過哪些杰出人物，他們又是如何盡自己的努力為潮汕發展添磚加瓦？

“我們在編撰此書時，多次為了某個頗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而爭吵起來，甚至爭得面紅耳赤，目的就是為了盡可能客觀、真實、準確地寫出這位歷史人物的事跡與貢獻。”近日，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陳荊淮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陳荊淮所說的，正是匯集眾多潮學研究者智慧、歷時4年打造的《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近日，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為該書舉行了首發儀式，并向潮汕三市的部分文化、教育部門以及有關單位贈書，受到社會的關注和好評。

據了解，《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填補了潮汕地區“長期以來缺乏一部比較完整、比較系統全面的潮汕歷代人物志書”的歷史空白。隨著它的成功面世，陳荊淮與該書編委會成員肩上的擔子終于輕了一些。

然而，陳荊淮并不打算就此閑下來。據他介紹，潮汕人物辭典的近現代卷不日也將列入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重點計劃，待編委會成立后，陳荊淮等人將開啟新的征程，投入到新一輪的編撰工作中。

文/南方日報記者 張偉煒

《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首發儀式上，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向潮汕三市部分文化、教育部門以及有關單位贈書。受訪者供圖

兩大因素

成編撰“內驅力”

84萬余字、800多頁、5000多位歷史人物，一目了然的索引、言簡意賅的介紹……采訪時，陳荊淮向記者展示新出版的《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淡淡書香撲鼻而來。“別看書上那短短的幾行人物介紹，這些都需要研讀大量的書籍才能寫出來。”他說。

編撰出版《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的課題，是由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顧問、原汕頭市教育學院院長楊方笙教授在2015年初提出。陳荊淮開玩笑地說：“老實說，剛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覺得頭皮有點發麻，因為我深知這是一項系統且龐雜的任務，難度大、耗時長。”

這么難的事情為什么一定要做？從楊方笙教授為該書所作的《序言》，可窺探編者初心：“之所以要編撰《潮汕人物辭典》，是因為我們始終認為，在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事業中，人是第一因素。潮汕的鄉土開辟，經濟的興盛繁榮，文化的發達成長，環境的改善優化，精神生活的充實豐富，都離不開千千萬萬人民尤其是杰出人物的努力。”

在陳荊淮看來，今已94歲高齡的楊方笙教授雖非潮汕人，但仍然心系潮學研究，這種精神非常值得所有潮學研究者學習，也給陳荊淮極大的鼓舞。此外，陳荊淮還指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因素：長期以來，潮汕地區缺乏一部比較完整、比較系統全面的潮汕歷代人物志書。

據了解，潮汕地區曾被宋代陳堯佐譽為“海濱鄒魯”，歷代不乏杰出人才，潮汕人創造了在中華文化中獨具鮮明特色的潮汕文化，而有關潮汕文化的研究，也日益為學界所重視。鑒于上述客觀因素存在已久，編撰一部比較完整的潮汕人物辭典勢在必行。

2016年起，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長羅仰鵬開始廣泛組織人力開展工作。“剛開始擬參加該課題研究的有30多人，我們經過慎重考慮與篩選，最終選出12人進入編委會，并進行分工合作、互補互校。”陳荊淮說。

據介紹，編委會成員由博物館館長、中學老師、高校教授、公務員等組成，他們平時大多利用業余時間潛心研究潮學，學識廣、根基厚。

此外，為使《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編撰體例更規范，文字更嚴謹，在搜尋歷代潮汕人的過程中，編委會成員組織翻閱學習《蘇州人物辭典》的編撰樣式，并多次召開會議討論方案。

《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是一部研究潮汕人物和歷史文化不可缺少的工具書和愛國主義教材。張偉煒 攝

多方參照文獻

力求嚴謹

那么，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歷史人物數不勝數，如何確定收錄人物的范圍？

“編委會注重評估人物的歷史作用與知名程度，例如該人物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響力，是否為歷史所公認，是否有可信的文獻支撐。”陳荊淮稱，收錄人物的出生時間上至漢、隋，下至1911年，以潮汕各地本籍人物為主，包括來潮創祖、落籍人物等，暫不收錄客籍、流寓人物。

經過討論，編委會很快就確定除了包括清代“潮州府九縣”(海陽、潮陽、揭陽、饒平、惠來、澄海、普寧、大埔、豐順)外，還包括今之南澳縣，以及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之前屬于潮州府的平遠、程鄉、鎮平縣，基本涵蓋了古代歷朝潮州轄區的范圍。剛開始大家都以為潮汕古代人物最多千余人，隨著工作的深入開展，方知人數之巨，多達數千人。

在編撰辭典過程中，編委會成員堅持以全、簡、新為指導思想：全，即注意收集各時期、各方面的人物，重要人物不遺漏，生平事跡反映較全；簡，即行文簡明扼要，內容力求準確，注重學術性；新，即充分利用新材料，提供新信息，創立新詞目。

孫杜平是揭陽人，現供職于汕頭一家文化傳播公司。作為編委會的主力成員，他主要負責對1912年以前揭陽縣人物的編寫。他欣慰地告訴記者：“通過參加這次編撰工作，我對潮汕的古代人物有了更加整體、全面的認識，希望接下來的時間，在此《辭典》的基礎上，對重要人物如翁萬達、鄭大進作更深入的研究，現在我已經在研究鄭大進年譜，收獲不少。”

“除了以正史、潮汕歷代府縣志為基礎，編委會還廣泛參照與本土相關的文集、族譜、墓志等歷史文獻資料、其他府縣志、人物志資料，借助中國方志庫、四庫全書等，補充修訂本府縣志記載之未詳與錯漏。在研讀史料和當代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泥古拘今，謹慎取舍，盡量使人物的生平更豐滿。”陳荊淮表示。

不過，這部辭典涵蓋了集體智慧，由于多人執筆，人物主次、文字詳略、語言風格等難以完全統一，且涉及人物范圍廣、時間跨度大，這些都有待以后續修時予以補正。

年輕力量

接棒潮學研究

實際上，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還有一支中青年研究團隊，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年齡從30歲到50歲，隊伍龐大，學術研究各有所長，是編撰辭典不可或缺的年輕力量。除了主動參與搜集史料，他們也會下基層展開田野調查。

據悉，目前，隨著越來越多年輕潮學愛好者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來，潮汕歷史文化研究“青黃不接”的現象逐漸緩解。

作為中青年研究團隊的其中一員，在該辭典的編撰中，46歲的林志達主要負責聯絡、統籌事務。“初稿組合完成后，不代表工作接近尾聲，我要聯系出版社商談出版事宜，首先出版社要對稿子進行審定，若在審稿過程中有任何疑問，需要我聯系編撰者來解答。”林志達說。

一審、二審、三審，一校、二校、三校……隨著一本本樣書寄過來、修改后再寄過去，每一次的往返，都讓林志達對這本書的面世多了一分期待。

經過數次校對，《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終于“敲定”終稿：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首次印發1500本。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為此舉行了首發儀式。

首發儀式上，陳荊淮激動地說：“這是汕頭市文化建設事業的一大盛事，它填補了潮學研究的一大空白，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線索，是一部研究潮汕人物和歷史文化不可缺少的工具書和愛國主義教材。相信它的出版，將為優秀中華文化傳統的薪火相傳，為民族復興大任發揮應有的作用。”

楊方笙教授也在該書《序言》寫道：“編寫這一部大型工具書，將能使我們有機會繼承前哲的精神和事業，提升潮汕地域人民的文化素養和軟實力，發展潮汕的內生動力，我們殷切希望潮汕新的一代發奮追趕前人，使潮汕進一步騰飛奮起。”

對話

寫“活”歷史人物 客觀是第一要義

“從小在老人囗傳、潮劇演出的影響下，我就對本土人物漸生興趣。后來受到本土研究地方史前輩、朋友的影響，以及民國學人溫廷敬、饒鍔等人在歷史時空上的感召，我對潮汕文獻研究亦滿懷熱情，一發不可收拾。掐指一算，不知不覺研究地方史也將近二十個年頭了。”《潮汕人物辭典(古代卷)》編委會成員孫杜平如是詮釋他對潮學的情感。

“能夠參與編撰辭典，是一種緣分與榮幸。”孫杜平說。

揭陽人孫杜平現年41歲，現供職于汕頭市一家文化傳播公司。在他看來，揭陽相較于潮州其他縣來說，人物文獻相對保存稍全，主要有賴清代雍、乾、光三志。他在負責編寫1912年以前揭陽縣歷史人物時，為使人物“活”起來，他有自己的經驗和體會。

孫杜平舉了一個例子，說明舊志并非不可改變的權威文獻，也存在一些問題：如記載模糊，宋代進士陳希伋，舊志記載有“舉經明行修，時賜第者三百四十六人，希伋為第一”一句。現據《宋史》《宋會要輯稿》等書，陳希伋其實參加“經明經修”科(宋代制科考試一種)不中之后，又被準予參加特奏名(有進士科和諸科)考試，并在346人脫穎而出，獨占鰲頭，而不是“經明行修科”第一名。

“宋代把這種特奏名第一人，習慣上稱為‘特奏狀元’。如果以科舉論，則潮汕歷史上的狀元，不應遲至明嘉靖十一年壬辰科才出現(林大欽中榜狀元)，北宋便已有了。關于他的中舉時間，舊志都誤作元祐六年狀亢馬涓榜進士，獨嘉靖《潮州府志》作元祐九年，《宋會要輯稿》作紹圣元年。綜合權衡各種志書，作者認為元祐九年和紹圣元年兩說不相悖，且可征信。”孫杜平分析道。

他在研究中還發現，舊志失載重要人物頗多，如明代的云南副使楊日贊、長史陳學乾等，舊志僅在選舉志記載其中舉年份、官職，其生平都語焉不詳。此次編撰，他依據大量地方志、族譜、文集、筆記，對這些人物勾稽補綴，寥寥數語間，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通過參加編撰工作，我對潮汕的古代人物有了根本的、全面的認識。”他坦言，限于時間之倉促、一己之綿力，參與這種歷史時空跨越之大、人物之眾的編撰工作，難免存在缺漏，只能在接下來的時間隨時予以補充、刪正。

孫杜平的編撰經驗與陳荊淮不謀而合，在陳荊淮看來，不加太多主觀評價，不摻雜太多感情色彩，不堆砌辭藻，而是要重新審視歷史人物，用最客觀、最中性的語句來寫，辭典中的人物敘述就經得起考驗，人物自然會“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