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預防性侵制度防治校園欺凌建立專門機構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

建立性侵未成年人再犯預防機制

沈躍躍副委員長指出，近些年來，出現過多起性侵兒童案施害者有犯罪前科的案例，這與缺少性侵未成年人再犯預防機制有關。

沈躍躍建議，建立性侵未成年人再犯預防機制，在第六章中增加一條，“實施性侵害、虐待、暴力傷害等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犯罪人員，刑滿釋放前應當進行社會危害性評估。被評估為再犯危險性較高的，應當加強監督管理，必要時可以在其活動范圍內向社會公開其個人信息，方便公眾查詢知悉，加強警示與預防。”

鄧麗委員認為，應完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立案制度。

鄧麗指出，根據公安機關的立案標準，要有一定的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公安機關才能給予立案。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證人證言少，多數情況下只能靠受害未成年人的陳述，由于孩子心智不全、認知能力弱，讓未成年人單獨或者由其家人承擔舉證責任，顯然有困難和有失公平。

“為了充分體現對未成年人特殊的保護，建議公安機關在司法保護中增加一條，公安機關接到強奸、猥褻等嚴重性侵未成年人的報案、控告、舉報的，經審查，屬于其管轄的，應當立即立案偵查。不屬于其管轄的，應及時報告有關機關或移交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處理。同時再增加一款，人民檢察院應當加強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監督，確保有案必立、有案必查。”鄧麗說。

建議賦予學校和教師教育懲戒權

針對校園欺凌等問題，修訂草案設置了強制報告制度、嚴格相關行業準入資格、建立校園欺凌防控制度等規定，強化校園“護苗”。

全國人大代表陳鳳珍坦言，法律沒有給學校和教師一定的懲戒權，沒有懲罰犯錯誤的學生的權力，學校和教師對于校園欺凌事件往往無能為力，對此，建議給學校和教師管理學生的懲罰權力，給教師一定的教育懲戒權。

“為了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應該給未成年施害者從嚴懲罰。不是為了懲罰他，而是讓其他孩子少犯錯誤。我們預防，光是教育，沒有大力度的懲罰，未成年人就會明知故犯。”陳鳳珍說。

劉海星委員說，雖然近年來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預防和治理措施，但是校園欺凌現象仍時有發生。建議充分運用此次修法的機會，將預防和整治校園欺凌納入法治軌道，對有暴力傾向的學生進行幫教和懲戒，切實提高教師素質，加強在校生的德育和法治教育。

杜黎明委員說，修訂草案第二十五條中“變相體罰”和第二十六條中“變相開除”的行為邊界沒有明確規定，在實際工作中操作難度大。特別是在今年國家提出要賦予教師和學校懲戒權的背景下，教師的懲戒與變相體罰的行為區別在哪里、學校懲戒與變相開除的區別如何界定，需要作出明確規定。

應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委員會

周敏委員認為，修訂草案增加了“國家監護”的規定，是一大亮點。民法總則第三十二條規定，沒有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的，監護人由民政部門擔任，也可以由具備履行監護職責條件的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擔任。這里雖然規定了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但并沒有明確確立國家監護制度，修訂草案把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的規定進一步明確為國家監護，有利于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有利于更好地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鮮鐵可委員建議，將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機構實體化，即在國務院以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中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委員會，作為專司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職能部門，只有這樣規定，草案中目前規定的強制報告制度、國家監護制度等具體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落實，發揮作用。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孫憲忠認為，修訂草案強調政府保護責任，但落不到實處，很多地方提到“有關部門”的概念，但是法律條文中恰恰是未成年人保護中的“有關部門”一直不明確。

“修訂草案僅在‘政府保護’專章的第七十條規定，在鄉鎮部門中設一個工作站，這好像就是未成年人保護中一個非常具體的‘有關部門’了。其他的‘有關部門’都是國務院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這些都是抽象的部門，不是一個具體的部門。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這么重大，但是除了這個工作站以外，看不到一個真正的‘有關部門’來擔當主責。”孫憲忠說。

孫憲忠認為，從常識上來講，教育部門、共青團、婦聯等部門都有相關責任，可以將這些部門列舉出來，給公眾提供更加明確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