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1952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視察黃河時提出了南水北調的設想。

作為新中國第一個超大型跨流域調水工程，緩解我國北方水資源嚴重短缺的戰略性基礎設施，歷經50年論證與規劃、11年建設與施工，在可借鑒經驗很少的情況下，設想變成了現實！開創了我國水利工程史上的諸多第一。

當時論證的焦點不在于建與不建，而在于怎么建。比如，先建東線還是中線？當時國力有限，不可能同時建設這兩條線。再比如，從哪兒調水？調多少水？走什么路線？專家們一次次跋山涉水、實地勘測，反復優化方案，最后對50多種方案進行比選，確定規劃。還比如，面對大量技術性難題：世界第一大輸水渡槽、超大洞徑過水隧洞穿越黃河……建設者們進行自主創新，他們發明的新材料、新工藝后來也被應用到其他工程建設中。

2014年12月27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式通水到京，也宣告南水北調東中線全面通水。可以說，這項工程凝聚著幾代水利人的精力和心血，數十萬人參與了建設，有的專家甚至沒有等到工程開工，就離開了我們；沿線特別是水源區的老百姓也為此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舍小家、顧大家，移民精神感人至深！

現在，南水北調直接受益人口超過1億人。在北京，清澈的南水調到團城湖后，被分到全市各個供水區域，保證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70%以上，超過1200萬人直接受益。

我是一名參與者，也是一名受益者。

我小時候也曾經歷過缺水的日子，那時候我就想如果有考大學的機會，一定要學習怎么能治理風沙。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林學院（今北京林業大學），讀水土保持專業。水土保持不是簡單的挖坑栽樹的問題，它涉及整個生態系統建設的各方面，關系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的科學規劃、統籌安排。

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我參加了南水北調工程的前期論證、方案的規劃編制和工程建設的投融資工作。我現在的工作單位北京水務投資中心，就是在原北京南水北調工程投資中心的基礎上組建的，職能是負責本市水務基礎設施建設，也包括北京市南水北調配套工程的投融資工作。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迅速增長，用水矛盾也日益突出。以北京為例，雖然南水北調中線建成通水后，北京市水資源緊缺形勢得到緩解，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即使南水北調中線每年調水入京10億立方米，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也只有約150立方米，仍遠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水資源緊缺形勢依然非常嚴峻。

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管好用好南水北調的水？這一直是我們水利人思考的問題。

管好用好水資源，單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還要靠市場這只“手”起作用。建議政府部門負責統籌規劃、任務下達和監督管理的同時，進一步明確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使企業真正成為南水北調配套工程投資、建設、運營一體化的實體企業，企業遵循市場化經濟規律進行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自主承擔企業債務。在政府統一領導之下，加快完善我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管理運營體制機制，“兩手”協同發力，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率，實現聯合調度、優化配置。目前，北京建立了國內第一家水權交易所，行業之間、流域之間暫時不用的水資源可以進行交易。此外，北京還在積極探索合同節水管理，調動用水戶節水的積極性。

我們能夠感受到，現在全社會對水、對生態的認識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北京在推進“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中，通過“留白增綠”、因地制宜建設口袋公園，讓市民在家門口就能找到綠地公園，看到水、看到綠，這也是生態建設的重要部分。目前，永定河生態治理和修復以及溫榆河濕地公園的建設也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這都是能讓市民實實在在受益的生態工程。

我的本職工作是水務工作，但去年成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后，我對這份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體會認識，啟發我從多角度、多方位思考如何在本職工作中保護好、建設好、可持續利用好水資源，讓水資源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