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讓媒體成為騰飛的助推器

革命圣地延安，延川縣梁家河村，從1969年到1975年，習近平同志在這里從15歲成長到22歲，7年時間，白天苦干，晚上苦讀，稚嫩的肩膀長期擔起幾十斤百余斤的重擔，吃粗糧、戰跳蚤、親村民，建沼氣、修淤地壩、創鐵業社……

有一天晚上，在小油燈下，已經被大家推舉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翻閱1974年1月8日的《人民日報》時，發現4版上刊登了兩篇介紹四川辦沼氣的文章。放下報紙，他陷入沉思，梁家河64戶人家點燈缺油、燒飯缺柴，如能建成沼氣就解決大問題了。他向縣領導作了匯報并得到支持，前往四川實地取經，率領村民挖土修池，成功修建了28口沼氣池，改善了群眾生活，打破了“沼氣不過秦嶺”的斷言。

從此，運用新聞媒體來啟發思路、推動工作、發展經濟成為習近平同志主政一方之道。

1982年，習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在調研中深切感受到，人才稀缺是正定發展的一大短板，他和縣長程寶懷等商量要破解這道難題，親自起草“人才九條”。

“人才九條”被油印出2000張大字通報，在全縣張貼。這顆“石子”不小，但并未濺起水花。20天后，習近平同志找到程寶懷說：“老程啊，招聘人才不能光在縣里，縣里有多少人才啊？咱得全省全國招。”在習近平同志的建議下，程寶懷聯系行署機關報，該報負責人因擔心突破現行政策受處分拒絕刊發。時任《河北日報》總編輯林放思想解放，在他的支持下，這篇題為《正定縣為有志之士敞開大門》的報道，以“加花邊”的醒目方式在頭版頭條刊出。

報道發表后浪花四溢，習近平同志還親自給華羅庚、于光遠等著名專家寫信，請他們參加經濟顧問團，為正定發展出謀劃策。84歲的程寶懷至今如數家珍：“一年多的時間招來科技人才257人。1983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79年增長63.3%，年均增長10.3%。”

寧德東鄰大海、西接崇山，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880多座，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經濟長期處于全省末位。1988年，習近平同志擔任寧德地委書記后調研發現，全地區沒有報紙、廣播、電視臺，黨的方針政策如何及時傳達到基層群眾中？“任何工作，輿論先行，寧德沒有報紙怎么能行？”“不管多大困難，都要把《閩東報》辦起來”。

缺乏經費，習近平同志要求財政撥付全部10萬元的書記備用金；沒有場地，習近平同志親自協調租用寧德軍分區的舊軍械庫；沒有人員，習近平同志破格任用只有高小學歷的福鼎縣新聞科科長王紹據負責籌辦……

兩個月后，由習近平同志親自撰寫復刊詞的《閩東報》送到干部群眾手中。當天召開的復刊大會上，全區9個縣（市）記者站宣告成立，習近平同志給各記者站站長一一頒發牌匾，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弱鳥先飛”“四下基層”“大念山海經”“因地制宜脫貧致富”等地委行署的決策部署傳入千村萬戶，印入干部群眾的心頭。寧德終于甩掉了“閩尾巴”的形象。

1990年，習近平同志來到福州擔任市委書記，全市僅有的報紙《福州晚報》只有四開四版。報社和宣傳部都有改擴版的意愿，習近平同志和大家想到了一塊兒，全力支持晚報變成一張對開四版的大報。第二年，習近平同志要求《福州晚報》再次擴版，變為對開八版，并支持報社蓋起了大樓。

改版擴版信息量大增，機關報的功能得到彰顯，同時晚報的特色也得以保留，43%的自費訂閱率，讓黨和政府的聲音走進千家萬戶。

無論工作如何繁忙，習近平同志都始終保持讀書看報的習慣，一旦發現有價值的新聞信息立即批示。2000年9月14日，已經擔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同志在閱讀《閩東日報》（原《閩東報》）反映寧德蕉城區洪口鄉脫貧致富的通訊后作出批示，希望“全鄉干部群眾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精神，立足本地實際，堅持走科技興農的道路，盡快將昔日貧窮落后的洪口鄉建設成為富裕興旺的社會主義新洪口”。

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同志每天都要閱讀《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常常到凌晨一點。一次，習近平同志看到《解放日報》上有篇短文，寫的是諸葛亮識人的“七道”，于是專門批給市委研究室，要求在起草黨風廉政建設有關文稿時引用。

輿論監督工作在習近平同志的心中分量很重。對實際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習近平同志從不回避。在寧德，他大力支持媒體曝光干部非法占地建房問題；在福建，習近平同志給東南衛視“記者行動”題詞“做好輿論監督，反映百姓心聲”；在浙江，習近平同志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同媒體積極溝通，“聞過則喜”；在上海，習近平同志要求市委和市政府全力支持輿論監督，善于集中大家意見，改進上海工作。

三、 會當大局識與膽

20世紀80年代初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神州，但乍暖還寒，人們的思想還受到種種陳規舊俗的禁錮。《正定縣為有志之士敞開大門》一文誕生的過程，就是打破條條框框過多束縛的過程。

正定靠什么吸引人才，什么樣的政策管用有效？習近平同志專程找到《河北日報》記者李乃毅。李乃毅長期負責科技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報道，同知識分子多有交往。習近平同志認真傾聽李乃毅的意見建議，詳細記錄科技人員當時面對的各種困難、顧慮和期盼。

在全面掌握情況的基礎上，習近平同志從政治態度、工作環境、利益分配、獎勵機制、調動手續、生活待遇、家屬安排、來去自由等9個方面，提出突破性的優惠政策。大到放開經營自主權、入股分配、利潤提成、家屬“農轉非”、建“人才樓”、設人才服務處，小到生活上提供“全部細糧”、送糧到家、搬煤到戶。其膽其識其略，至今仍令人敬佩。

“在‘左’的思想長期禁錮下，很多人對知識分子存有各種偏見。習近平同志制定‘正定九條’最困難也是最關鍵的，是要有膽識、智慧、擔當和極大的勇氣突破現行政策的制約。”李乃毅回憶說。

1989年春夏之交，社會暗潮涌動，思想輿論混亂。當年5月20日晚，寧德地區新聞工作會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召開。

王紹據時任福鼎縣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他回憶，當時《閩東報》尚未復刊，地區也沒有廣播電視臺，參會的都是寧德地區所屬各縣的縣委副書記或宣傳部部長、新聞科科長、報道組組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