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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說“罰款300萬,該!”這位委員今日說法!

2020年02月10日 13:04 |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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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網北京2月10日電 (記者 徐艷紅) 2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從立法 、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疫情期間,到底應當如何依法防控、科學防疫,本報記者結合最近疫情發生期間的與疫情相關的法律熱點問題,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靜昇律師事務所主任彭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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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罰款,最高可追刑責

記者:最近鄭州一超市一棵標價63.9元的白菜成了網紅,被鄭州市市場監督局處罰50萬元;北京豐臺區一藥房將進價200元一盒的口罩,提高到850元一盒,被罰款300萬元。媒體在報道中認為:“罰款300萬,該!”此類在非常時期哄抬物價的行為違反了什么法律,處罰依據是什么?

彭靜:哄抬物價是價格法明確禁止的不正當價格行為。根據《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第6條第1款規定,經營者違反價格法第14條規定,有下列推動商品價格過快、過高上漲的行為的,價格主管部門有權對其處以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5倍以下的罰款的行政處罰;沒有違法所得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較重的處5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

這些行為包括:(一)捏造、散布漲價信息,擾亂市場價格秩序的;(二)除生產自用外,超出正常的存儲數量或者存儲周期,大量囤積市場供應緊張、價格發生異常波動的商品,經價格主管部門告誡仍繼續囤積的;(三)利用其他手段哄抬價格,推動商品價格過快、過高上漲的。

由于目前處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規定,如果經營者在疫情防控期間違反有關市場經營、價格管理等規定,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將會構成非法經營罪,并被追究刑事責任。

搶購雙黃連,現在后悔也難辦

記者:前幾天,雙黃連口服液一夜之間也成了網紅,導致電商及實體店的雙黃連秒脫銷。事后,不少人因盲目搶購、囤藥而后悔不迭,買多了能退嗎?法律依據是什么?

彭靜:雖然根據合同法第54條規定,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但我們應該看到,雙黃連口服液本身屬于非處方藥,因此對于其買賣還會受到國家關于藥品監管相關法律法規及規章的約束。根據《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規定,除藥品質量原因外,藥品一經售出,不得退換。因此,雙黃連口服液是不能隨意退還的。當然,如果消費者是通過在線方式購買,在商家發貨前,消費者可以根據平臺規則申請退款。

另外,對于一般商品而言,雖然從理論上講,消費者購買商品后,可以重大誤解為由申請法院變更或者撤銷買賣合同,但在實際操作中,撤銷合同必須以訴訟方式進行,同時考慮到訴訟成本、舉證能力等因素,消費者購買商品后再以重大誤解為由請求撤銷合同會存在風險。在這里,我們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加大對疫情期間各類不實信息的澄清力度與查處力度,消費者在疫情期間也應保持理性,切勿因恐慌性消費導致自身財力及社會資源的不必要浪費。

記者:因疫情封城導致演唱會無法按期進行,已購買演唱會門票、機票、預訂好酒店的觀眾可以退嗎?需要賠償嗎?預定婚宴的酒店如果已經購買了材料怎么辦?

彭靜:如果受到疫情本身或政府及有關部門因防治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的影響,導致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就演唱會、客運、住宿、餐飲等服務事項簽訂的合同目的確實無法實現的,按照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合同一方可與對方協商解除合同,也可基于“不可抗力”或者“情勢變更”解除合同,且無需承擔違約責任。合同解除后,對于已經履行的部分,例如一方為履行合同已投入的成本,可按照合同約定處理;沒有約定且雙方無法達成一致的,一方可根據具體情況通過訴訟或仲裁方式解決爭議。

企業強行提前復工嚴重違法

記者:按照國家規定,因疫情需要延長假期開工,企業若強行提前復工怎么辦?

彭靜:根據突發事件應對法第56條規定,企業應當服從人民政府發布的關于復工時間的決定、命令,否則將存在多項違法情形,如治安處罰法第50條規定的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情況下依法發布的決定、命令的情形,勞動合同法第88條規定的違章指揮或者強令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的情形。如果構成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還被追究刑事責任。

因此,企業違規強行提前復工不僅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勞動者對于企業的復工要求,也可以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2條、38條規定拒絕,甚至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并要求經濟補償。此外,違規提前復工造成勞動者損害的,勞動者還有權要求企業承擔賠償責任。

記者:疫情期間的法律問題還有很多,比如,被隔離人員及確診病人治療期間的工資如何發放?如果恰好趕上勞動合同到期,用人單位是否可以解除合同?防控疫情期間,我們是否應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審視我們的工作,如何才能做到依法防疫,提高我們的依法治理社會的能力?

彭靜:目前正處于疫情防控的關鍵階段,在這個階段,“法”對于疫情防控以及整個社會運轉的支撐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間,我們要時刻牢記“法”這個“綱”,政府及政府部門不僅要堅持依法決策,更要重視與加強對疫情防控期間違法行為的查處,確保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開展;作為社會公眾,更要時刻關注并嚴格遵守疫情防控的相關規定和政策,讓疫情能夠得到高效處置。當然,作為法律人而言,我們更有必要利用專業優勢,向社會進行法律宣傳,為公眾提供法律幫助,通過我們的身體力行,為“依法防疫”盡我們法律人的一分力。

另一方面,這次的疫情從某種意義上是對我國法律體系及依法治理能力的一次檢驗,通過這次疫情,目前法律體系中尚待改善之處也有所體現。因此,從遠期來看,有必要根據疫情發生及防控的實際情況,對現行法律體系進行優化升級,例如對野生動物保護法及相關實施條例的修訂,調整人類與野生動物的關系;對疫情期間勞動、交通、市場監督管理等相關部門的文件進行科學研判后,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部分通過立法為未來的社會實踐提供更加精準、精細的制度支撐等等,從而不斷優化與完善,實現良法之治。

編輯:李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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