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那兒就是漢代的城內大道！”

循著孫勐手指的方向，只見一個深深的土坑：底部是一條南北向延伸的道路，兩旁的排水溝依稀可見，一些陶罐散落其間——這里是2000多年前的路縣故城遺址。

孫勐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北京文研所)路城項目負責人。路縣故城城址考古已進行到第五年，如今遺址公園規劃已編制完成，城墻外一期綠化正在實施。

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北京的每寸土地下面都有好幾層故事。步入新時代，北京城市面貌不斷刷新：大興國際機場迎來八方賓客，通州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設，延慶冬奧場館呼之欲出……伴隨著這些重大項目建設，北京也迎來諸多重大考古成果。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考察工作時指出，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張金名片，傳承保護好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首都的職責。

首善之區，護佑歷史文化遺產不含糊。2012年至2019年，配合國家及市級重點工程，北京市完成各類考古勘探工作約2000項，勘探總面積2億多平方米，相當于把整個北京三環路以內都勘探了一遍。

數據背后，凝結著無數考古人的汗水和心力。讓我們跟隨記者的腳步，走近北京這幾年考古的那些人、那些事。

發 現

漢代路縣故城重見天日，從考古的角度將通州歷史往前推進了千年，“當時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2016年2月26日，北京通州區潞城鎮古城村。大地還沒有從冬日的寒冷中完全蘇醒，考古人員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塊上打下了第一個探孔。這是北京新世紀以來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

史料記載，通州自西漢就設置路縣。清朝時，古城遺址尚存，其所在地名為古城村。然而，歲月侵蝕，地表上的城墻早已蕩然無存。

匆匆從圓明園工地趕來支援的孫勐，被眼前的壯觀場景所震撼。這里鋪開的，是幾十萬平方米的考古現場。來自全國的9支考古隊、2000多名考古工作人員與探工，身著印有“北京考古”字樣的工作服，在其間緊張忙碌著。

經過歷時4個多月的地毯式勘探，深埋地下的漢代城墻夯土終于被發現。

“路縣故城的北城墻找到了！”北京文研所所長白巖興奮地給時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長舒小峰打電話。

舒小峰馬上趕到通州，“能不能用最短的時間確定故城范圍？”當時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正在編制中，如果有重大考古發現，規劃可能面臨調整，時間不等人。

“當時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白巖說，考古發掘具有不可預見性。

怎么辦？“找城墻先找夯土。”那些天，白巖和孫勐緊盯著探工，將發掘出的夯土放在手心里細碾輕搓，生怕錯過一絲信息。“如果有古代的文化遺存，土樣中會有紅燒土顆粒、炭屑、陶片、骨屑等遺物。”

靠著夯土中的“密碼”，東城墻、南城墻依次出土。

7月11日，城墻的西南角被發現，完整的路縣故城城墻終于呈現在人們面前。

“真是太幸運了！”孫勐至今仍很感慨。

路縣故城城內，明清、遼金、漢代三個時期的道路相疊壓，大量漢代溝渠、道路、房址、灶等依稀可見，陶釜、鐵器、銅錢等散布其間。城外，考古人員發現100多口漢代水井，還出土了6種碳化了的農作物種子。

以城址為中心的周邊地區，4000余座墓葬陸續被發現，年代從戰國時期延續至明清。由此，從考古的角度將通州的歷史從隋唐往前推進了千年，填補了漢代縣級城址考古的學術空白。

“一座城市，只有當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過去，才能更好理解它的現在，并展望它的未來。”一位考古學家在充分研究古代都城考古的基礎上提出，元大都是古今重疊型城市遺址的代表，而路縣故城則是古今沿用型城市遺址的典型。前者位于老北京城，后者處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兩城東西并峙相對望，共同守護著北京這片古老的土地，傳承著首都的文化根脈。

幾乎同一時期，北京南部大興區，北京文研所張智勇團隊在大興國際機場工地上發掘了353座墓葬，出土各類文物800余件。

北京西北部延慶區，北京文研所戢征團隊在世園會工地上發掘出1160座西漢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塊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樣的銘文磚，以及銀質龜紐“偏將軍印章”。

“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沒有一個是容易的，但我們都在全力推進。”白巖說。

2019年，北京文研所開展考古調查371項，完成考古勘探218項，勘探面積1765萬平方米，考古發掘113項。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考古勘探22項，大興機場完成考古勘探13項。

付 出

田野考古，聽起來有幾分浪漫色彩，但少不了那些風餐露宿的日子

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最緊張的時候，孫勐就租住在附近的召里村，整整3個月沒有回家。

院落里，最好的正房存放文物，配房是飯廳，桌子一拼可以畫圖，晚上拉個簾子又成了臥室。孫勐就睡在一張舊床墊上，上面碼堆著《商周彝器通考》《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等一大摞書。

“我住得還算不錯，有窗戶通風。”孫勐說，有8名隊員擠在約20平方米的屋子，還沒有窗戶。

雖然條件艱苦，孫勐卻非常珍惜這次機會。“這是我第一次做城址考古。幾乎所有新的考古技術和方法，都得到了實踐檢驗。比如，過去勘探只是人工用洛陽鏟去探，現在則有探地雷達輔助。”

北京土生土長的郭京寧，當初進入北京文研所有自己的“小算盤”。“留在本地工作最好不過了。”結果，郭京寧發現自己失算了，有時候想回趟家不比在外地工作的人容易。

田野考古聽起來帶有幾分浪漫色彩，實則艱苦異常。一旦開工，雙休日、節假日都不能停工，考古人員也不能離開現場。一方面是工作節奏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防范心懷不軌的人窺伺文物。

南水北調中線干線工程北京段考古發掘時，郭京寧的住所就在距現場不足百米的地方。

不出所料，有文物販子盯上了這里。

“那是一個年輕男子，每天準時出現在挖掘現場。車停一邊，就站在警戒線外觀看考古人員工作，不時還能說出一些文物的門道。”郭京寧回憶，那個年輕男子不僅格外喜歡打聽出土文物的估價，而且還用光盤擋著車牌號。

見他行為可疑，考古隊員們更加警惕，最后發現果然是個前來“尋寶”的文物販子，“后來可能覺得出土的都是陶片，就沒再來了”。

夏季發掘時，為了避開酷暑并獲得好的攝影光線，第一班工作時間是凌晨4點至早上8點，晚班則是下午4點至晚上9點。當大多數人在酣睡或休憩之時，郭京寧不是在大山深溝爬到梯子上照相，就是在荒郊野外下到墓穴中清理。

在延慶的那次考古發掘時值正月，從駐地到工地要爬2個小時的山路，郭京寧只能帶飯上山。在外風餐露宿干了10多天后，蓬頭垢面的他回到單位，保安一時沒認出他，不讓進門。

別看戢征三十出頭就負責世園會工地考古項目，算起來，也是一個“老考古”了。

2002年，北京文研所劉風亮、董育綱兩位老師帶隊，在大興青云店鎮研究遼代壁畫墓。得知消息后，當時正上初三的戢征騎上自行車跑去工地轉悠。也正是那會兒，他心里埋下了學考古的念頭。

盡管父母希望他當老師，高考分數也比首都師范大學錄取線高出一大截，戢征還是堅持報考了考古系。

2016年9月結婚，婚假沒休完，戢征就去了世園會工地。“在事業單位工作，咋每天灰頭土臉的，鞋上還全是泥？”岳父母納悶。

妻子錢月倒不奇怪。“談戀愛時他就帶我去過工地，讓我看看什么是考古。”

錢月在首師大附中當歷史老師，上學期開了門“考古學探秘”選修課，戢征提供了不少資料和圖片。“他呀，手機里幾乎全是考古的照片。”

“做自己喜歡的事，其實挺幸福的。”戢征的想法很單純。

緊張的挖掘之后是漫長的整理過程，有時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在北京文研所通州臨時考古站，一間集裝箱搭成的逼仄小屋里，大大小小的陶片攤了一地。把雜亂的陶片拼對出一個個器物，再想方設法復原，這是58歲的技師張繼發的工作內容之一。

“很枯燥，不過拼出了罕見的器型，心里還是挺高興。”他粗糙的手在陶片上摩挲著，“等博物館建好了，你再來看看。”

到那時，張繼發或許已在安享退休生活。而他修復的器物，將穿越千年與我們重逢。

探 索

“要動土，先考古”，考古發掘單位的意見，被作為土地是否入市交易的依據之一

別看這些年北京文研所的考古風生水起，考古隊員們忙得風風火火，曾幾何時，他們也有過清閑的時光。“以前我們總說，工作表現好才能去考古工地，表現不好沒機會。”白巖笑言。

一邊是考古人員發掘機會不多，另一邊則是一度令人擔憂的地下文物保護境況。

文物保護法規定，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建設單位應當事先報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組織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在工程范圍內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由于法律條文中用的是“應當”而不是“必須”，且未明確相關程序，曾有很多建設單位在立項和施工前不向文物部門報請就開工。

“一旦施工中發現文物，建設單位主動報告則意味著要自己掏錢勘探，同時還要為耽誤的工期買單；如果遇到重大發現需要原址保護，還得改規劃。”白巖介紹，“如此花錢找麻煩的事，建設單位往往難有主動性。”

即使開展了勘探，經費也是難題。雖然當時的法律規定，凡因進行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需要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所需費用由建設單位列入工程預算，但在現實中文物部門往往只能自行墊付經費，完工后還得追著開發商要。

有一次，一家企業在大興區施工時發現30多座唐代墓葬。勘探完成，文物部門上門收取費用，企業負責人一口拒絕。

法律落地遇到實際困難，在大規模城市建設過程中，地下文物遭破壞的事件時有發生。

2007年9月，北京文物部門接到舉報，在建的北京西客站南廣場地下車庫發現一座古墓。等考古人員趕到現場，墓室已被刨開，棺板槨木散落在地，只留下一盒墓志——墓主人是明萬歷皇帝的舅舅、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貴。

經公安機關調查，施工隊一名挖掘機手發現了古墓，一看下面有寶貝又給埋上了，晚上就帶人哄搶了墓里的文物，后因分贓不均被舉報。警方介入后，只追回一條殘缺玉帶，其他文物則不知去向。

“如果施工前先行考古勘探和發掘，文物被盜搶的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了。”文物工作者呼吁加強建章立制，同時加強執法監督，“要動土，先考古”。

在時任北京市文物局政策法規處處長高小龍印象中，2010年4月開始，到位于槐柏樹街的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公室開會成了常態。“會上爭論得很激烈，誰都想說服對方。”

各方爭論的焦點在于法律規定中的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到底多大是“大型”？有些地方以投資額的多少來界定，有些地方以工程性質來界定，有些則以占地面積來界定，標準不一。

“外省區市規定3萬至5萬平方米，但北京不一樣，面積越小越好。作為千年古都，北京的地下世界是一個聚寶盆，有時一個不起眼的工程就能挖出寶貝。”高小龍堅持。

“考古隊就那么點人，干得過來嗎？”有人質疑。

“老城一鍬土都不能動，動土就要勘探。一提到北京，大多數人想到的是長城、故宮、天壇等地上文物，地下文物的價值同樣不容忽視。”北京文研所原所長宋大川直言。2005年，西城區一項工程在實施暖氣溝改造時，發現一些瓷片，這塊當時被當成“碎玻璃”坑的區域，后經專家認定，展開搶救性發掘。結果，出土120多萬片瓷片，年代從唐末到明中期，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窯口最多的瓷片考古發現。

5萬平方米，3萬平方米，2萬平方米，1萬平方米……經過一次次碰撞，最終達成了共識：舊城之內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1萬平方米以上，舊城之外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2萬平方米以上，應當進行考古調查、勘探。這最終寫入《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

這部2014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專項規章，還規定符合條件的土地項目，由考古發掘單位出具是否具備入市交易條件的意見，相關意見作為土地入市交易的依據之一。這樣在土地招拍掛之前或項目動工之前，考古工作已先期完成，所需經費納入土地上市成本。

“專項立法將地下文物保護推進了一大步。”高小龍評價道。

共 識

“先考古，再施工，我們心里也踏實！”基本建設為歷史遺存保護“讓路”

“文物是地里撿的，又不是偷的、搶的，為什么屬國家所有？”“破城墻、爛河溝，又不值錢，干嗎要保護？”

高小龍早年在建筑工地當過技術員，沒少聽過這種話。在他看來，出臺法規制度只是第一步，守護城市文脈，離不開施工單位、工人乃至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持。

工地進場醒目處，普法宣傳欄立了起來。工人們進進出出，時不時瞄上兩眼。

遇上寬敞地塊，考古隊辟出房間展陳文物，主動邀請工地負責人參觀。“領頭人有了文物保護意識，保護工作自然順暢得多。”白巖說。

考古隊還進工地開講座，“考古不只是挖寶貝，不能光看它值不值錢。像古河道、古城墻，咱要是一鍬下去，就把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毀了。”

“工期實在耽誤不起，白所長，能不能高抬貴手？”程遠公司項目負責人向白巖倒苦水。

2017年4月，程遠公司承建的中關村西三旗(金隅)科技園一期工程申報考古勘探。北京文研所工作人員第一次到現場，只見舊廠房的結構柱還留有墩子，沒法勘探，第二次去條件還是不具備。

“舊城之外，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2萬平方米以上的，都得進行考古調查、勘探，并不是針對哪家公司哪個項目。”白巖耐心解釋。

雖說后續工作進展順利，但工期耽誤了幾十天。吃一塹長一智，日后，凡有項目涉及考古勘探，程遠公司主動提供地勘資料、挖槽土樣給北京文研所，積極配合各項工作。

“先考古，再施工，我們心里也踏實！”程遠公司黨總支書記陳寶君說，如今，公司每個項目推進要比別的公司快一二十天。

田野考古，受天氣影響大，每年11月至來年3月通常都要停工。雨水充沛的夏季，一旦墓坑里灌了水，考古便無從施展。可是時間不等人，怎么辦？

“面對冬日低溫，我們就在晚上用浮土、氈子把墓坑蓋上保溫。夏天雨后，就用機器把水抽走。總之，工地不能停歇，寧可苦一些，累一些，也要如期完成勘探任務，盡量給施工單位贏得時間。”郭京寧說。

路縣故城重見天日之后，2017年1月，北京將路縣故城文物保護工作納入城市副中心建設整體規劃，并啟動遺址公園和博物館建設。京唐鐵路、城際鐵路聯絡線改為從地下穿過，避開故城。目前穿城而過的通胡路，將改道繞行，保證遺址公園的整體性。

“所有部門都特別支持，這種決策速度和保護力度讓我們倍感振奮。”白巖說。

不獨路縣故城，房山劉濟墓、清代莊親王家族園寢、豐臺遼代塔基、麗澤商務區唐代塔基等也得以原址保護，基本建設為歷史遺存“讓路”。

隨著越來越多的歷史文化遺產得到保護，傳統與現代交相輝映，北京盡展首都風范、古都風韻、時代風貌。

本報記者 施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