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李先軍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強調，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對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出重要部署。這些重要要求，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客觀需要，更是黨中央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與產業變遷大趨勢基礎上作出的戰略抉擇。我們要充分認識“新基建”的重要意義，把握“新基建”涉足的重點領域，關注推進“新基建”中的關鍵問題，助推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新基建”是助推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具有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經過連續多年大規模投資，我國傳統基建領域的存量基數已經很高。以數字型基礎設施為代表的“新基建”卻處在起步階段，擁有廣闊發展空間。自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來，中央高度重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這段時間，從中央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頂層設計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按下“加速鍵”。通過“新基建”來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實現經濟動能轉換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此次疫情中，無論是在線辦公助力復工復產、云商業云服務便利社會生活，還是智能制造加速發展，這些都離不開“新基建”的有力支撐。有機構測算，到2025年，我國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1.2萬億元。2020年至2025年，5G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產出將達10.6萬億元。一端連著巨大的投資與需求，另一端連著不斷升級的消費市場，可以預見，“新基建”將激發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新動能，不僅有利于對沖疫情不利影響，有效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是企業應對挑戰、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能很好地助力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新基建”應重點關注三類投資

“新基建”是與傳統的“舊基建”相對應的，其表象是基礎設施建設內容的差異，但內核卻是技術特征、經濟發展階段等社會歷史情境變化所引致的內在差異。“新基建”不僅定位為“發力于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對傳統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短板、民生（尤其是鄉村地區）短板的新投資，包括5G、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鄉村基礎設施等內容。具體來看，根據內容的特征和差異，“新基建”可分為如下三種類型。

一是重點投向關乎未來社會發展具有技術前瞻性的基礎設施。比如5G、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這些基礎設施是傳統基礎設施的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和綠色化升級，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的基礎設施投資的新增長點。加大這些領域的投資不僅可拉動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換道超車”或者“彎道超車”。當然，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相比，“新基建”還有一個顯著的差異就是：因為前瞻性技術的不確定性和多技術軌道特征，“新基建”的投資需要向基礎研究方面傾斜，尤其是對共性技術平臺、大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在基礎研究上加大支持力度，并發揮好中小企業數量巨大和邊緣創新的優勢。

二是重點投向支撐新技術發展的核心制造業領域，主要是智能制造。在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不僅要關注前沿技術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要加強關鍵制造業領域的投資，以智能制造為重要抓手，解決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精密制造、精細化工等領域的“卡脖子”問題。

三是重點投向與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相關聯的“短板”領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鄉村最為突出，特別表現為鄉村發展相對滯后、基礎設施供給尚不充分。因此，“新基建”還要考慮圍繞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現實需要，盡快補齊鄉村在交通基礎設施、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環保生態、寬帶網絡等方面的“短板”，為農業農村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加快推進“新基建”的四個關鍵點

眼下，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激發新動力正當其時。面對重要發展機遇，為避免“新基建”成為“一窩蜂”“一陣風”，造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需要在推進過程中把握幾個關鍵點。

一是中央統籌和地方推動相結合，平衡好投資規模、速度和結構。總量上應該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承受能力為臨界點，切忌超出能力引發風險；速度上要把握好不同技術的演進周期以及本地的產業發展和市場需要，避免不顧現實和發展節奏而“高歌猛進”或“遍地開花”；結構上既要控制好投資領域和資金流向，嚴格防范投資大量流向虛擬經濟尤其是房地產領域，又要結合本地的產業優勢、區位優勢、市場優勢等，在投資領域和方向上進行選擇和取舍，形成各地在“新基建”領域的獨特優勢。

二是政府引導和市場競爭相結合，促進“新基建”有序推進。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抗疫情、穩增長的有力手段，也是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現實需要，更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這需要國家層面的統籌協調。建議在相關規劃中明確“新基建”的重點內容，將“新基建”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有機融合，并在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給予“新基建”更大的發展空間。當然，除了已經明確的“新基建”關鍵領域之外，還要留有一定的空間，為其他技術軌道和競爭性技術范式的發展創造條件。在具體的投資上，要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圍繞企業發展的現實需要推進“新基建”。

三是投資效率和公平發展相結合，助推區域協調發展。對于與新技術關聯的“新基建”，可考慮重點投向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等，為進一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和提升人們的生活工作質量創造條件；對于基礎研究領域方面的投資，可考慮重點投向基礎研究實驗室、大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提高基礎研發能力，同時要引導企業加大應用研究、精密制造、系統工程等方面的投資；對于關乎人民群眾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基建”，可考慮將投資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機融合，加大生產生活方面的投資，提升人民的生活質量，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四是深化改革與營造環境相結合，為“新基建”發展保駕護航。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提高電信、金融、電力、鐵路等行業的開放水平和競爭性，在取消市場準入限制性門檻的基礎上，強化對市場主體的事中事后監管，形成新的市場監管模式；進一步開放政府及相關部門數據，為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發展拓展應用空間；進一步推進減稅降費，降低中小微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中小微企業經營成本；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激發創新者、創業者和創造者的積極性。通過各方智慧和力量的共同推進，營造更加有利于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使“新基建”走上健康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