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的稱謂，往往是經過時間沉淀、學術追問、歷史過濾，褪去當世的利益、情感、紛爭與世俗光環，由不持偏見和獨持己見的史論者們給出的判斷。其具有藝術的深度、廣度、高度與溫度，尤其在歷史長河中給后來者具有典范意義。研究一座已聳立的高峰，探究他們成長的規律和路徑，這有利于當代書法界尋找到突破高峰的方法。今年正值沙孟海先生誕辰120周年，我們以沙老為代表，從他的作品、學術思想、人物品格等多個角度出發，探尋他在當代書法發展中的典范意義。

一、 文化正脈的傳承典范

每個民族與國家的自信與夢想，來自于對自己民族文化正脈的堅守，書法的發展就是一個對文化正脈的傳承與創新的過程。沙孟海在許多文章和場合中對自己的學習方法作出過總結，屢次提到了“轉益多師”和“窮源競流”的傳承之法。

而沙老所提到的“窮源競流”更是為我們傳承文化正脈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學習方法。“什么叫窮源？要看出這一碑帖體勢從哪里來，作者用怎樣的方法學習古人，吸取精華。什么叫競流？要尋找這一碑帖給予后來的影響如何，哪一家繼承得最好。”總結起來就是學某一種碑帖的時候，同時學習與之相關的墨跡碑帖。縱覽沙老的書法作品，融漢魏碑版、“二王”、顏書、兩宋、晚明帖學與清代碑學，形成了雄強豪邁、大氣磅礴的主體風格。這和他對古今碑帖“窮源競流”式的學習與傳承密不可分。

于篆刻，沙老同樣注重對傳統的繼承，他以文字學、金石學為根本，強調遠宗近師。吳昌碩曾對其印章作出評價，謂“虛和整秀，饒有書卷清氣”。沙老把秦漢璽印作為取法的根本，翻閱《沙孟海全集4·篆刻卷》，可以看到沙老創作了大量擬古璽、秦印和漢印風格的印章，也有許多印從當時的鐘鼎銘文、匋文、封泥中取法。同時他也從明清以后的流派印中汲取養分，除了親炙吳昌碩、趙叔孺以外，沙孟海對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等諸家均有涉獵。更重要的是，他能夠不囿于對風格形式的學習，特別領悟其他印家的創新理念，增強“印外求印”之本領，最終形成了兼具金石氣與書卷氣而渾厚古樸的印風。

“轉益多師”和“窮源競流”這兩點可以說是沙老一生治學治藝之法的結晶，甚至是學書治印的金科玉律。這兩種方法不僅僅適用與書法，同時也適合其他中華文化之傳承。

二、 時代書風的原創典范

原創作品是對既定參照物的懷疑與否定，是在刷新固有的經典界面之后呈現出破土而出的生命氣息，是在展現某種被忽視的體驗，并預設著新的可能性；原創是可經過、可停留、可發展的新的存在，是新的經典的原型，具有集體共識的社會價值。沙老在《書法史上的若干問題》的文末強調：“新風格是在接受傳統、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集體努力，自由發展，齊頭并進，約定俗成，有意無意地創造出來，丟開傳統，是不可能從空中掉下一個新風格來的。” 在《〈海岳名言〉注釋》中他又談道：“熟悉諸家，吸取眾長，融會貫通，乃成自己面目，這便是創新。”可見，沙老于原創為我們指明的依舊是深耕傳統，傳承經典的道路。而沙老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中曾總結道：“學書的，死守著一塊碑，天天臨寫，只求類似，而不知變通，結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么價值呢？”顯然，在沙老看來，一味地照碑帖臨寫，寫得再像，若不變通，終將淪為字匠。這篇文章中，沙老還將其中的帖學分為了“在二王范圍內求活動的”和“于二王以外另辟一條路徑的”兩部分，并將“顏字”單獨劃分出來論述。論“顏字”：“他是無所不學的，他那副雄偉深厚的精神，全從漢碑得來，用筆方法，是把鐘繇參入隸體中，換句話說，就是用隸書的方法來寫真書。他是兼有帖學碑學之長的——帖學和碑學，本沒有截然的區別。”這段話清晰地表達出沙老對顏真卿碑帖相融書風的認同與敬仰。沙老也親身實踐，走出了二王以外的另一條路徑。

沙老在那個時代開拓出的路徑中，他的榜書藝術可以說是其中又寬又長的一條，人們譽之“海內榜書，沙翁第一”。他所處的時代，一邊是受尊碑抑帖思想影響的傳統碑派，一邊是以沈尹默為代表的重振二王一脈書風的帖學派。然而一味尊碑或崇帖，偏執在所難免，恰好碑帖各有長短，可以相互彌補。沙老將二者巧妙融合，打破碑帖界限，用碑來增加帖的厚重，用帖來化解碑的板滯，形成了凝重而又跌宕，正大不乏飄逸的榜書特色，與過去篆書、隸書、楷書等為主的正體大字區別開來。

此外，在不少研究沙孟海的論文中討論了沙老的章草藝術。因為章草上承篆隸，下啟今草，本身就有碑帖融合的性質，沙老將其帶入了行草書創作中，加強橫向取勢，使作品更為高古，又富有現代感。章草的融入，在“沙體”的形成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誠然，想通過碑帖相融來出新，不是靠簡單地把帖寫得濃密粗壯，在碑中加連帶就能解決的。

三、 現代書學的治學典范

沙老以學問立身，先文后藝，他的書法和篆刻更像是他學術成就所衍生出的副產物。博聞強識的他，在文學、考古學、文字學、金石學、書學、印學等多個學術領域都有卓越建樹，此等能力是我們當代眾多書家所不具備的。他的學術精神，足以成為我們現代書學的治學典范。

沙老對學術的重視，源于他對學問與藝術之間的關系有著清晰的認識。在沙老的《與劉江書》中，多次強調學問的重要性：“一般書人，學好一種碑帖，也能站得住。作為專業書家，要求應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須有一門學問做基礎，或是文學，或是哲理，或是史事傳記，或是金石考古……當前書法界主張不一，無所折中，但如啟功先生有學問基礎，一致推崇，顛撲不破……”在沙老看來，學問是終身之事，作為專業書家，一定要有學術思想，把學問作為書法藝術的基礎。在《九十感懷——在“恭祝沙孟海教授九十華誕”祝壽會上的講話》中，他說道：“書法這門學問，依賴于文字，沒有文字便沒有書法。好比文字依賴于語言，工藝美術依賴于工藝，建筑美術依賴于建筑工程一樣。”可見沙老清晰地認識到漢字乃書法的創作之基，要把書法作為學問來看待。

沙老的學術精神帶給我們的啟示是要有開闊的學術視野，注重多學科的交叉學習。

沙老的另一治學典范是敢于質疑，理性思考。針對阮元的《北碑南帖論》和《南北書派論》，沙孟海曾在《碑與帖》中寫道：“北方書跡留傳到今天的大多數是碑刻，我們沒有看到他們的啟牘，不能說他們不長于啟牘。今天看到敦煌、吐魯番等處發現的漢、晉人的啟牘也不錯。南方書家寫的碑版，數量雖少，書體與北魏出入不大。”這段話清楚表達了不能輕率斷定北方不善啟牘，南方不善碑版。在碑學前輩大家的思想籠罩下，他依舊清晰洞察到了這一理論的問題所在。即使是沙孟海早年非常崇敬的康有為，對于他“凡碑皆好”的理論，沙老依舊提出質疑，認為是“偏激之論，非公允之言”。沙老實事求是的態度，抗志希古的學術品格，值得我們學習。

四、 高尚人格的素養典范

歷朝歷代都有論及人之性情與書法的關系。從沙老的書論、印論中可見，他也關注人的學養品格對藝術創作的影響。如他評倪元璐：“他和黃道周同時，而且志同道合，很交好。明亡時，他們都殉國而死。他們平素為學，崇尚節概，嚴正之氣，流露于行間字里，和趙孟頫、王鐸一輩子，自然兩樣……說藝術是人性的流露，引他們三人做例子，再恰當不過了。”又如他評吳昌碩：“由于吳俊卿的氣魄大，識度卓，學問好，功夫深，終于擺脫了尋行數墨的藩籬，創造了高渾蒼勁的新風格。”有這樣的認識，沙老自然也是軌物范世。

五、 文化自信的社會責任典范

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是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但同時藝術也能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和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并滿足人們的審美需要。因此，作為藝術家，不能停留在孤芳自賞或閉門造車的階段，不僅要用創作影響人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還要能夠積極作用于社會生活。沙老正是這樣一位深受老百姓喜愛又能承擔起社會責任的藝術家。

沙老在1979年當選西泠印社社長，1981年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領導這些藝術社團期間，沙老進一步健全完善機構內部的治理機制，強調“學術基因”，包容并蓄，多次組織學術研討、對外交流、展覽、編輯出版等活動，為印社、書協培養了一大批年輕有為的中堅力量，奠定了書法篆刻藝術發展的人才基礎，也為當代的藝術社團的治理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

不僅推動了本土的書法教育發展與民族文化振興，沙老一代的藝術家還廣泛接收外國留學生，促進了書法藝術和傳統文化在世界的傳播。據《高等書法教育四十年》一書中的外國進修留學生名單，從招收第一個書法系留學生開始至上世紀90年代初，浙江美院招收了來自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奧地利等國40余名留學生。

沙老畢其一生，為我們留下了無盡的寶貴文化財富，同時也給我們當代書法人帶來了諸多在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上的啟示，引導我們攀登下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