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民政部養老服務司負責人透露，根據相關預測，“十四五”期間，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值得關注的是，國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農村空巢老年人家庭比例為30.77%。

邁向老齡社會，農村老人如何不掉隊？“農村老人老無所依、老無所樂是一個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解決農村養老問題刻不容緩。”在近日舉行的2020(第四屆)中國農村養老高峰論壇上，來自政府、學界與公益界的人士提出，農村老人養老問題是養老工作中的一個短板，解決農村老人問題，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也是社會的責任。未來應對老齡社會的政策應該向農村老人傾斜，把更多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入到農村，使農村老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質的提高。

改變養老服務思維定式

當前農村老齡化有何特點？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農村老齡化具備老齡化程度深、空巢獨居現象嚴重、高齡失能、失智占比高等三個特征，面臨家庭照料能力弱化，支付能力不足，養老服務供給不充分、不平衡三大挑戰。這也意味著，“農村養老服務需求潛力巨大”。

“城市的老齡化水平和農村發生了倒置現象。”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中心主任原新教授指出，老年人的城鎮化水平遠遠落后于我國總人口的城鎮化水平，“也就是說我們有大量的老年人在農村”。

原新認為：“經濟問題是做蛋糕，民生問題是分蛋糕，在把蛋糕做大的基礎之上，分蛋糕時才能實現城鄉之間的公平以及老年人之間公平，這才能夠幫助我們應對老齡社會。”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陸杰華說，應對農村老齡化要改變過去在養老服務體系中“重城市、輕農村”的思維定式。

探索農村養老模式

城鎮化速度在加快，農村的空巢、失能老人也會逐漸增加。如何避免農村進一步成為“孤島”？

在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方面，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會已有多年嘗試，探索出“婦老鄉親”農村養老模式。該模式是由政府部門指導，依靠基金會進行模式輸出和資金支持，借助社會工作機構的專業能力，培訓建立互助志愿服務隊伍，著力解決農村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文化娛樂、就餐、生活照護等養老難題。

據荷花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師進輝介紹，從2016年開始，該基金會陸續支持了20家項目團隊，在太行山區27個試點村莊開展“婦老鄉親”項目，截至今年9月已經孵化了51個農村自治組織。

結合荷花基金會的探索，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總結了三個值得關注的框架：社會化、組織化、專業化。他建議，提供農村養老服務的社會組織應當從協調發展、布局優化、標準開發等角度發力。

“一個基金會如果拿幾百萬元做農村養老試點，選點很重要，”他提出，下一步不同社會組織應當互相合作、優化布局、協同發展。在此基礎上，社會組織要開發標準，做出體系化和專業化，“一定要有標準的支撐體系，需要專家學者結合理論和實踐作提煉。”

陸杰華強調，我國農村養老一定是從基層做起，從不同模式的變化過程中來尋找農村養老的模式，包括“婦老鄉親”、互助養老、庭院養老、醫養結合等等。

農村養老向何處發力

對于農村養老而言，未來5~15年應向何處發力？

原新認為，在養老問題上政府提出“居家為基礎，社區為支撐，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20字方針，但現狀是過多強調機構。他進一步解釋，方針的發展目標很清楚，“9073”是指90%的老人居家，7%的老人進社區，3%的老人進機構。但到目前為止，農村依然主要是家庭養老而非居家養老。

“社會化的養老服務能夠跨入千家萬戶，老百姓在家里居住的時間越長，他所承擔的養老成本、心理成本，對整個社會、對于老年人個人來說都是最低的。”原新說，“我們既然提出了這樣一個目標，就要朝著這個目標去努力。”

應對農村養老的挑戰，資金保障是關鍵。王杰秀認為應該建立多元混合的養老服務資金保障體系，由家庭、政府、社會多元責任共擔，保險救助福利多種方式混合，同時發揮政府補貼引導作用。

“這是一筆龐大的支出。”長期關注農村養老服務可持續性問題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理事長于建偉認為，各級政府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把農村養老資金列入預算，“僅僅靠社會組織去做，哪怕有成百上千家，也是杯水車薪。”

除了資金支撐以外，王杰秀認為還要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建立事業與產業融合發展的供給體系，兜住基本養老服務底線，滿足多層次多樣化養老服務需求，激發養老服務市場活力。

“在養老和應對老齡化問題上，每個人特別是政策制定者一定要記得，每個人都在變老的路上。”陸杰華希望決策者能夠關注農村養老，多部委共同發力，“在未來5年或15年，我們應該為農村養老頂層設計留有余地”，把更多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入到農村，使農村老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質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