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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炳史冊的偉大奇跡——中國脫貧攻堅全紀實

2021年02月24日 10:00 |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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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2月23日電題：彪炳史冊的偉大奇跡——中國脫貧攻堅全紀實

新華社記者

當史學家書寫21世紀第三個10年的開篇，在記錄百年一遇大疫肆虐全球的同時，一定會標注一個奇跡。

過去8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經過世界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近1億人擺脫絕對貧困，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14億人即將邁入全面小康生活……

（一）莊嚴的承諾

雨水時節，太行山深處的河北阜平春和日暖。群山腳下的村莊，簇新的民居錯落有致，燈籠高掛，一派喜慶。

阜平，夏商時期，境內就有人居住。現代史上，阜平的名字曾牽動無數人的目光——包括阜平在內的晉察冀邊區被稱為“新中國的雛形”，為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自然條件惡劣、資源條件匱乏，阜平群眾常年與貧困抗爭。

農民唐宗秀保留了一張攝于2012年的照片：村里一片黃土色，房子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坯房。她形容“它黑你也黑，說不上誰最黑”，下雨時“外頭大下，屋里小下”。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習近平總書記頂風冒雪來到阜平縣駱駝灣村和顧家臺村，進村入戶看真貧，向全黨全國發出脫貧攻堅的動員令。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這是一次特殊的看望——1個多月前，黨的十八大召開，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部署，脫貧攻堅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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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4日，農歷小年，江西井岡山，白銀湖村村民邱冬華貼上新對聯——

上聯：“脫貧全靠惠民策”；

下聯：“致富迎來幸福春”；

橫批：“共產黨萬歲”。

90多年前的1928年，邱冬華的曾祖父、當過教書先生的邱啟山也寫下一副對聯，那一年中國共產黨人打土豪分田地，制定《井岡山土地法》，窮苦農民獲得夢寐以求的土地——

上聯：“分田不忘共產黨”；

下聯：“幸福牢記毛委員”；

橫批：“共產黨萬歲”。

兩副對聯，一樣的橫批，銘記著共產黨人的不變承諾。

這是2020年7月15日拍攝的江西省井岡山市神山村村民笑臉合集（拼版照片）。地處山區腹地的神山村曾是江西省井岡山市最偏遠的貧困村之一，貧困發生率曾達30%以上。當地通過發展扶貧產業和鄉村旅游，村民收入顯著增加，并在2017年2月正式脫貧。新華社記者彭昭之攝

從土地改革到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歷史性掃除了導致中國人深陷貧困的制度根源。

從以“五保”制度和特困群體救濟為主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到實施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減貧，中國實現絕對貧困人口的急劇減少。

“剁開一粒黃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餓。”甘肅的定西、河西和寧夏西海固，合稱“三西”，曾是中國最窮的地方。

40多年前，聯合國專家考察后留下令人絕望的評價：“這里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

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字典里沒有“不可能”！

1982年，中國啟動“三西”農業建設專項計劃，首開人類歷史上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的先河。

1994年，新中國第一個有明確目標、對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貧開發工作綱領——《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

進入21世紀，中國實施兩個為期十年的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兩次提高扶貧標準。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阜平考察時這樣強調。

截至2012年底，現行扶貧標準下尚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為10.2%，比全球90%以上國家的人口都多。而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貧困人口數占總人口的10%以下時，減貧就進入“最艱難階段”。

8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頂風雪、冒酷寒、踏泥濘，翻山越嶺、跋山涉水，走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先后調研指導20多個貧困村。

有農民夫婦記得，習近平總書記盤腿坐在他們的炕上，拉家常。有林業職工說，總書記在他家察地窖，摸火墻，看年貨。有村支書想起，總書記問村里“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婦兒”。還有古稀老人面對總書記豎起大拇指，說“你呀，不錯嘞！”

從黃土地上走來的習近平，始終和“平凡的世界”中的父老鄉親心連心。當年在梁家河插隊時，他最大的愿望是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到了河北正定，他甘冒風險也要摘了“高產窮縣”的帽子。在福建寧德，他帶領探索“弱鳥先飛”的脫貧路。一直到浙江、到上海、到中央，扶貧這件事，他始終“花的精力最多”……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掛帥、親自部署、親自督戰，中國減貧進入脫貧攻堅新的歷史階段——

綿延起伏的武陵峻嶺,如詩似畫的湘西風光,在作家筆下“美得讓人心痛”。而大山阻隔、交通閉塞、發展滯后,這里也曾“窮得讓人心痛”。

走進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苗寨，村民石拔三大姐家的火塘掛滿了臘肉。

“總書記揭開我家糧倉,問我糧食夠不夠吃?種不種果樹?養不養豬?他還走到豬欄邊,看我養的豬肥不肥。”她對7年多前習近平總書記到她家的場景記憶猶新。

那時,石拔三家暗黑的房里,唯一的電器是一盞5瓦的節能燈。如今,她家添了液晶電視、電風扇和電飯煲,還在家門口擺起了小攤。

2013年深秋,習近平總書記在苗家黑瓦木樓前一小塊平地上，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理念,作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

為什么要精準扶貧？

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指出，“手榴彈炸跳蚤”是不行的。抓扶貧切忌喊大口號，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騖遠的目標，要一件事一件事做。

此后，圍繞“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等核心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的具體要求。

2015年，脫貧攻堅成為總書記緊抓不放的工作主線：年初考察云南貧困地區指出“時不我待，扶貧開發要增強緊迫感”；春節前夕在延安主持召開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3月在全國兩會提出“要把扶貧攻堅抓緊抓準抓到位”；之后到多地調研，提出“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中外媒體注意到，黨的文件把“扶貧攻堅”改為“脫貧攻堅”。

11月，“史上最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舉行，吹響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

“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苦干實干，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習近平總書記代表全黨作出莊嚴承諾。

承諾如金，戰鼓催征。

從2015年到2020年，圍繞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階段性重點任務，習近平總書記連續召開7個專題會議系統部署、壓茬推進。

2020年3月6日，北京。在防疫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打響脫貧攻堅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脫貧攻堅座談會。

“脫貧攻堅工作艱苦卓絕，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響”，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心、頑強奮斗，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堅決完成這項對中華民族、對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

在寧夏固原六盤山機場，固原市原州區、西吉縣的務工人員乘包機前往福建（2020年2月27日攝）。新華社記者馮開華攝

（二）偉大的實踐

2020年初，中國還有551萬農村貧困人口，52個貧困縣。

剩余的貧困縣、貧困人口，都是難中之難、貧中之貧。

這些貧困縣分布在桂、川、貴、云、甘、寧、新7省區，貧困程度深、自然條件差、致貧原因復雜，都是幾輪攻堅仍沒有攻下來的“山頭”。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既定的節奏：春耕物資、飼料運不進村，一度有近3000萬農民工留鄉返鄉，大量農產品出不去，部分扶貧車間和產業項目陷入停滯。

1998年以來最大的洪災突襲，直接影響200多萬貧困人口。

剛脫貧群眾面臨返貧風險，未脫貧群眾身陷困境，最后的決戰難上加難，怎么辦？

掛牌督戰，以非常之舉戰非常之役！

2020年，寧夏。

80多年前，紅軍在這里翻越長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盤山。

此時，寧夏最后一個未摘帽的貧困縣——西吉縣，也在翻越脫貧路上的“六盤山”。

“十種九不收，麻雀渴得喝柴油。”缺水一直是西吉人幾輩子沒有解決的難題，當地很多人名字里有“水”字。

“每天天不亮就要趕去四五公里外的泉眼擔水，地上排隊的水桶能有20多米，去得晚就擔不上。”65歲的紅耀鄉村民柳志俊說。

西吉縣將飲水安全提升工程作為督戰的重點。

建泵站、修水池、換水源——這是瞄準短板、制定作戰清單后，落實的具體行動。

同時緊盯脫貧標準，靶向攻堅，開展“四查四補”：勸返疑似輟學學生452人，新改造農村危房1530戶……

到秋天，西吉縣“兩不愁三保障”達標率100%。

放眼全國，52個掛牌督戰貧困縣，不僅得到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還獲得中央補短板資金184億元。

全國各掛牌縣均有一名省級領導聯縣督導。

東中部地區2008家社會力量結對幫扶1113個掛牌督戰村。

面對疫情災情“加試題”，戰貧新舉措應運而生：

2020年4月15日，29歲的金素素從寧夏西海固到福建福州務工的第49天，領到了近4000元工資，也是受疫情影響以來第一筆收入。“哪怕吃點苦，只要有活兒干心里就踏實。”

這次“南下”是金素素第一次坐飛機，乘坐的是“務工包機”。

在疫情襲來的日子，“務工包機”“務工專列”“務工包車”給貧困群眾送去溫暖……

回望脫貧攻堅8年，衛星從獨特視角見證中國貧困地帶發生的神奇變化——

北起黑龍江黑河，南至云南騰沖，“胡煥庸線”以西區域的夜光越變越亮。8年里這片區域夜光面積增加約55%，背后是西部地區電網加大鋪設、鄉級以上道路長度5年增加約64%、互聯網經濟增長活躍。

在雅魯藏布江河谷，衛星發現有一片迅速生長的居民社區。新居民來自海拔4800米以上的藏北牧區，搬遷過來時，很多人不會用電、水、煤氣，社區工作人員一個個地教。他們騰退的藏北家園，相當于21個北京大小。過去8年，全國有超過960萬貧困人口通過易地搬遷住進新家。

在北緯30度附近，有一條“黃色項鏈”，那是地球上著名的沙漠帶。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干附近的新疆柯坪縣，3萬畝新增農田在衛星影像中清晰可見。政府興建起安全飲水工程，甘甜潔凈的飲用水接入每戶農家。更廣闊的視野里，衛星見證了西部一座座水利工程為干涸的土地帶來滋養。

分布在青藏高原及邊緣地帶的“三區三州”綠色在增長，道路在延伸，產業在發展……

放眼全中國，8年脫貧攻堅戰，12.8萬個貧困村出列，832個貧困縣摘帽，近1億人擺脫絕對貧困，創造了人類減貧奇跡。

減貧奇跡來自精準方略——

這是史無前例的精準到人，明確“幫扶誰”：8年時間，近2000萬人次進村入戶，開展貧困人口動態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

這是舉世罕見的精準組織，明確“誰來幫”：25萬多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縣級以上單位派出的駐村干部，做到戶戶有責任人，村村有幫扶隊。

這是實事求是的精準施策，明確“怎么幫”：根據不同致貧原因實施“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這是審慎科學的精準評估，明確“如何退”：明確“時間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內生力和發展力……創新構建最嚴格考核評估體系，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檢驗。

云貴川交界處，有個“雞鳴三省村”。

村民申昭時在通戶路路口處豎起了“感謝共產黨”的石碑。4年前由政府幫助改造住房，2年前通戶路又修到家門口。從此，他殘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輪椅出入，他可以外出打工，結束了留在家里背妻子進進出出的日子。

如果說一條通戶路，縮短了貧困戶與外面世界的距離，那么一門語言，則打開了貧困群體認識世界的窗戶。

在四川大涼山，越西縣河西呷多新村82戶貧困村民，2019年秋整體搬遷到有衛生室、幼兒園、活動廣場的新村。進了村幼兒園的孩子如今說起普通話，發音標準清晰。

千百年來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彝族民眾，一直在閉塞的環境中代代繁衍。“記得第一次到廣東打工，上廁所都不知道怎么問路，也看不懂標識。”一位彝族婦女這樣回憶曾經的窘迫。

不會普通話，成為彝族兒童學習的重大障礙。

2018年，國務院扶貧辦、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涼山啟動“學前學會普通話”行動。迄今，43萬名學前兒童從中受益，越來越多彝族孩子成為既能熟練掌握普通話也不忘母語的雙語“小達人”，有些彝族父母也跟著孩子學會了普通話。

教育扶貧補上勞動力素質短板，解決內生動力補上思想短板，貧困群眾自主脫貧能力提高，人均純收入從2015年的2982元增至2020年的10740元，年均增幅29.2%。

減貧奇跡來自產業支持——

“2018年以前，我沒聽過車厘子，更別說吃了。2019年第一次吃到自己種的車厘子，那個滋味真香甜！”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鎮尼史村22歲的村民央宗說，家里世代放牧、種植青稞和土豆，車厘子曾是新鮮物。如今，村里建成車厘子基地，她學會種植技術，每天約有120元務工收入。

像尼史村這樣地處“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的許多鄉村，過去種植的農作物品類有限，畝產效益較低。實施精準扶貧以來，這些鄉村因地制宜，引進農業企業，實現特色產業“從無到有”的歷史跨越，涌現出涼山花椒、怒江草果、臨夏牛羊、南疆林果、藏區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全國每個貧困縣都形成了扶貧主導產業。

產業扶貧是覆蓋面最廣、帶動人口最多、可持續性最強的扶貧舉措。

依托訂單生產、土地流轉、生產托管、就地務工、股份合作、資產租賃等方式，全國72%的貧困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利益聯結關系，70%以上的貧困戶接受了生產指導和技術培訓，累計培養各類產業致富帶頭人90多萬人。

發展產業、易地搬遷、生態補償……每個貧困戶脫貧背后，都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場硬仗。

減貧奇跡來自社會保障網絡——

貧困人口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基本實現全覆蓋，住院報銷從50%多提高至80%左右，約2000萬貧困人口納入低保和特困人員救助范圍，實現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弱有所扶；

學齡兒童入學率、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等指標顯著提高；

村級衛生室實現全覆蓋；

通過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務工人員技能培訓，使一大批群眾就業門路越來越寬……

翻閱8年脫貧攻堅戰的數據，可以發現兩條走勢完全相反的曲線。

一條向上的曲線：中央財政投入不斷加大，中央財政補助地方專項扶貧資金連續五年每年增加200億元。

一條向下的曲線：每年剩余的貧困人口越來越少，從2012年的9899萬人到2020年底全部脫貧。

在安徽省金寨縣大灣村，大灣村黨總支第一書記、駐村扶貧工作隊隊長余靜（左）和村民交流（2020年3月19日攝）。大灣村曾是金寨縣71個重點貧困村之一，在余靜和村民們的努力下，該村在2018年成功實現脫貧出列。新華社記者周牧攝

（三）人民的力量

“公主殿下：請饒恕臣今日又不辭而別，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滿月，臣本不應早早辭別……”

這是年輕父親寫給女兒的“請罪書”。那年，貴州遵義市匯川區農業農村局的余永流辭別家中尚未滿月的小女，下鄉扶貧。

2015年至今，300多萬名像余永流一樣的第一書記、駐村干部們，暫別年幼的兒女、摯愛的伴侶、年邁的父母，懷抱著改變貧困群眾命運的滿腔豪情，走進祖國各地的深溝巨壑，向貧困發起沖鋒。

安徽金寨縣中醫院派駐大灣村第一書記余靜，是一個在縣城工作的“80后”女子。

既然來扶貧，就要干出扶貧的樣子！

余靜用大半年時間翻山越嶺，基本搞清楚每一戶貧困對象致貧的原因。喪失勞動能力的，申請入股光伏發電參與分紅；年紀較大干不了重活的，提供輔助性公益崗位；年紀較輕缺資金技術的，幫助申請小額貸款和技術輔導……

遍布全國各地的300多萬第一書記、駐村干部以及廣大鄉村干部，正如長征中的紅軍戰士，不僅讓貧困地區變了樣，更播撒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火種。

甘肅和青海交界處，有一系列山峰綿延50公里，傳說是女媧堆積石頭而成，大禹曾在這里治水，人們稱之“積石山”。這也是青藏高原過渡到黃土高原的標志性山脈。

山兩側，一邊是甘肅積石山，一邊是青海循化，兩個縣居住著人口約2萬和10.1萬的少小民族——保安族、撒拉族。

2020年8月，循化縣下拉邊村農民韓尕玉蘭為給兒子張羅娶媳婦，從長期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館返鄉，人生中第一次坐飛機。

“感覺就是一個字：快！”在自家敞亮的房子前，韓尕玉蘭談起這次行程難掩興奮。

韓尕玉蘭兒子是聾啞人，全家靠打零工維生，在脫貧攻堅啟動之初，就被納入建檔立卡貧困戶重點幫扶。

“感謝黨的好政策，我把政府資助到戶產業資金入股了妹妹的拉面館，全家也都在拉面館打工。現在，終于攢夠給兒子娶媳婦的錢了！”韓尕玉蘭說。

像韓尕玉蘭這樣從循化縣走出去靠拉面謀生的有4萬多人，開的7000多家拉面館遍布全國。

隔河相望的保安族，發展“腰刀”產業，帶動一批貧困戶脫貧。

小特色，大產業。當我們把目光擴展到全國，“核桃村”“洋芋村”“小吃村”“電商村”“網紅村”……遍布全國、星星點點的特色鄉村，為脫貧攻堅中的山鄉巨變寫下鮮明的時代注腳。

貧困，絕不是宿命。湖南長沙“90后”苗族姑娘楊淑亭因意外車禍導致高位截癱，她不認命不服輸，坐著輪椅開啟創業之路，帶動數百家貧困戶脫貧；陜西扶風縣吳家村村民王喜玲不幸遭遇喪夫之痛，倔強的她頑強拼搏、自強自立，幾年后成為扶風縣第一個主動退出貧困戶的人……

自強不息、奮斗脫貧的精氣神，在廣闊的神州大地充盈激蕩。

一些一度離開家鄉的農家子弟，也被熱潮感召，毅然返回故土、建設家園。

走出過大山的安徽黟縣塘田村老兵黃忠誠，退伍后操持木材生意，小日子一度紅紅火火。但他始終放心不下村里，回到家鄉任職村委會主任,“我要幫鄉親們一起脫貧致富!”

塘田村地處皖南山區，茶葉資源豐富，但一直賣不上價。他自掏腰包甚至貸款流轉土地、建廠房，發動村民入股茶葉專業合作社。沉寂已久的荒山，開始重煥生機。

2016年9月5日，黃忠誠兌現了組建合作社時對貧困戶的承諾，向貧困戶發放股金分紅。歡天喜地的日子里，他卻因積勞成疾突發腦溢血，猝然倒在了分紅現場……

這是一個令人悲痛的數字——8年多來，全國犧牲在脫貧攻堅戰場上的扶貧干部，共有1500多人。

交通事故、自然災害、勞累過度、突發疾病……這恐怕是和平年代里，犧牲人數最多的一場“戰役”。

今天，當我們回望這場可歌可泣的偉大征程，永遠不能忘記這份長長的犧牲名單——

姜仕坤、黃詩燕、蒙漢、澤小勇、黃文秀、余永流、青方華、藍標河、秦彥軍、張小娟、吳國良、吳應譜、樊貞子……

他們中，既有縣委書記、縣長，也有生于斯長于斯的鄉鎮干部、村干部，更有從四面八方趕來把他鄉當故鄉的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隊員和扶貧志愿者等。

2020年12月1日，在脫貧攻堅即將奏響凱歌之際，余永流積勞成疾，生命定格在33歲的年輪；在3天后的追悼會上，他不滿3歲的小女兒“公主殿下”，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這位“臣”已經永遠不告而別……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共產黨人歷經歲月砥礪，始終不變的初心。

為了讓懸崖上的全國最后一個不通公路建制村通路，呼嘯轟鳴的直升機飛進了昔日靜謐的四川涼山阿布洛哈村，為筑路工人運來施工設備；

為了讓全國最后一個地級行政區域接入國家大電網，施工人員頂著高寒缺氧的艱苦環境，背起氧氣瓶、吃著護心藥，在西藏阿里的高山之巔豎起塔架、架起線纜；

為了讓最后的“鍋底人群”與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小康，全體扶貧干部頂著世所罕見疫情沖擊的巨大壓力盡銳出戰，將汗水灑遍每一條溝溝坎坎……

偉大的脫貧攻堅實踐，激蕩著偉大的脫貧攻堅精神:那是不信東風喚不回的擔當精神，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斗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攻堅精神，丹心從來系家國的奉獻精神……

云南華坪縣，金沙江畔僻處一隅的小城。每一個來到華坪女子高級中學的人，無不被一段誓詞震撼——

“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

寫下這句誓言的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校長張桂梅，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扶貧干部”。但她弱小的身軀，充滿了對貧困的睥睨、對命運的渴求。

這位63歲的校長，扎根邊疆教育一線40余年，在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幫助下，推動創建了一所免費招收貧困女生的高中，至今已幫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考入大學。張桂梅用愛心和智慧點亮萬千鄉村女孩的人生夢想，被孩子們親切地稱為“張媽媽”。

眾人拾柴，微光聚力。反貧困的史詩畫卷中，14億中國人都是張桂梅一樣的“編外”扶貧干部。

2020年夏夜，貴州海拔最高的村子——六盤水市海嘎村海嘎小學的操場上熱鬧非凡。11個大山里的孩子，穿著藍白相間的樸素校服，在這里完成人生中首場演唱會——“海嘎少年的夏天”。

或許稚嫩、或許青澀，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依然滿懷欣喜地在屏幕的另一端為孩子們點贊、加油。在線觀看的觀眾，可以坐滿15個“鳥巢”。

十幾年前，這所因海拔高度被戲稱為貴州“最高學府”的小學，只有1個老師、兩個年級、8個學生，常年沒有畢業班。

當脫貧攻堅的春風吹進大山深處，當海嘎小學有了真正的樂器、有了完整的6個年級，當村里最后一批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部脫貧，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

純凈的歌聲中，孩子們的夢想在夜色中起舞，飛向璀璨的星空。這夢想不僅屬于曾經貧困、如今無所畏懼的海嘎少年，更屬于無數用不懈奮斗創造時代奇跡的中華兒女……

這是2019年9月3日拍攝的寧夏銀川市永寧縣閩寧鎮新鎮建設全景（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王鵬攝

（四）大國的擔當

2017年3月24日，北京東北四環，一座白色小樓。

會議室里，一方是國務院扶貧辦主要負責人，一方是美國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雙方簽署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將在中國反貧困經驗的總結及交流推廣、扶貧人才培養等方面合作。

“中國是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目標的最大貢獻者。”曾到訪中國貧困地區的蓋茨說，中國脫貧攻堅的創新經驗和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戴上草帽，扛起鋤頭，背上竹簍，在海拔1800多米的田間地頭播種、除草、澆水……這是比利時前駐華大使奈斯在云南昆明市東川區園子村的日常生活。奈斯在中國生活了23年，其中8年住在鄉村。

東川區曾是昆明市唯一的深度貧困縣。奈斯2012年搬到園子村時，他住的房子沒通自來水，從昆明市區到村里要5個小時。現在，隨著公路建成，車程縮短到2個半小時，村里的危房得到改造，村民家中接通寬帶。

村民們走出大山的同時，越來越多游客來到園子村，村民多了增收途徑。奈斯常與駐村的扶貧干部交流如何發展農業、旅游，很敬佩他們。

“得益于這些駐村干部的勤奮工作，中央政策得以快速有效落實，這是中國的制度優勢。”奈斯說。

2018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一間會議室。

華北某省的書記、省長，坐上了“被約談席”。

為壓實責任，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簽下脫貧攻堅“軍令狀”。最終考核分四檔：“好”“較好”“一般”“較差”。華北這個省因為“差”，被約談。

隨后一年，這個華北省份正視問題，狠抓脫貧攻堅落實，當年考核由“差”轉“好”。

不僅省部級領導被黨中央約談，脫貧攻堅的“一線指揮官”縣委書記也曾被黨中央直接約談。

2020年4月13日，中西部11個省區24名縣委書記被約談。

“約談既是督戰和加壓，也是信任和加油。”主持這次電視電話約談會議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說，要較真碰硬整改問題，結合實際創造性開展工作，切實擔負起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政治責任。

“利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優勢和嚴格的監督考核，是中國精準扶貧壯舉背后的制度原因之一。”印度漢學家、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說。

“為了吸引企業，中國政府鼓勵富裕的沿海地區與貧困地區結對子。總部設在廈門的凱琳鞋業集團2019年在甘肅南部的臨夏回族自治州開設了分公司。90名女工在那里工作，其中70%來自貧困家庭，工資在每月2000-4000元。”

法國《世界報》記者2020年在題為《中國農村赤貧即將消失》的報道里，介紹中國的“結對子”扶貧。

這種在西方讀者看來頗為獨特的做法，在中國有個廣為人知的名稱——“東西部扶貧協作”。

2021年1月，寧夏銀川市永寧縣閩寧鎮的馬文祥和村里人在追熱播劇《山海情》，看到劇中第一個參與雙孢菇種植、向福建專家學技術的馬得寶，他心生親切——這不就是當年的自己嗎？

“看到白花花的蘑菇種出來，確實激動，和電視劇里一模一樣。”63歲的馬文祥說，聽到劇中并不標準的西海固方言他們會笑，笑著笑著有人就落淚了。

1997年，牽頭負責閩寧協作對口幫扶的習近平，到寧夏實施一項重大工程“吊莊移民”：讓生活在土地貧瘠的西海固群眾，搬遷到賀蘭山腳下的黃河灌區。他為移民村命名“閩寧村”：“閩寧村現在是個干沙灘，將來會是一個金沙灘。”

這年，馬文祥作為第一批吊莊移民，一家十口人從大山搬遷到閩寧村。這些年，寧夏近百萬群眾從南部山區搬了出來，光閩寧村就接收了4萬多名移民。

今天，閩寧村已升級為擁有6萬多人的閩寧鎮，培育出菌菇、釀酒葡萄等特色產業，人均純收入超過1.4萬元。

綿延24年、跨越2000多公里的閩寧協作，不僅讓閩寧鎮從無到有、從窮到富，還帶動了曾經苦瘠甲天下的地區山鄉巨變，一個山綠民富的西海固呼之欲出。

放眼全國，2016年中央調整東西部扶貧協作結對關系，擴大幫扶范圍，實現對30個民族自治州結對幫扶的全覆蓋。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優勢的體現。

對口幫扶，東西互通，南北相助，不僅輸送資源，也傳播理念。

偏遠貧困的山區，活躍著“北京醫生”“上海老師”，迎來了“廣東老板”“浙江工程師”……以東部之優補西部之短，以先發優勢促后發效應，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奮起直追。

東西部扶貧協作20多年來，已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格局，為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這在世界上只有我們黨和國家能夠做到，充分彰顯了我們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

83歲的老撾人民革命黨第十屆中央總書記本揚，珍藏著一本書——習近平的《擺脫貧困》。

作為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老撾也確定到2020年實現脫貧的目標，和中國的時間進程遙相呼應。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到訪老撾時，中老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一番對話推心置腹——

本揚說，老撾農業自然稟賦較好，但受困于資金和技術。

習近平回答說，農業領域可以成為雙方合作的重點領域，中國不僅可以幫助老撾發揮自然優勢，還可以幫助更多人擺脫貧困。

此后兩年，本揚兩度訪華，赴大山深處的十八洞村，考察“精準扶貧”，又去習近平總書記早年工作過的福建寧德，學習“弱鳥先飛”經驗。

2020年國際消除貧困日前夕，世界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對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

“中國對世界減貧事業的最大貢獻，是中國自身取得的成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感嘆，中國面向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采取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政策，這是中國對世界減貧事業的另一貢獻。

游客在貴州省黔西縣新仁苗族鄉化屋村的櫻桃樹下留影（2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楊文斌攝

（五）光明的前路

2021年2月3日，立春。

位于烏蒙山腹地的貴州畢節市黔西縣化屋村，路邊油菜花悄然盛開，房前櫻桃樹含苞待放。

“總書記春節前來我們這里看望，祝我們今后的日子過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我們一定會加倍努力！”苗族村民趙玉學說，總書記在他家樓上樓下看了個遍，詢問家里用電、吃水、經濟收入等情況。

老趙以前的家，透風漏雨，沒水沒電，4年前在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幫助下，住進150平方米的二層小樓。夫妻二人在福建打工，一年收入4萬多元。3個孩子讀初中、小學，學費、住宿、吃飯免費。

拉長時間軸，烏蒙山30余載變遷，何其壯哉。

“4個人只有3個碗，已經斷糧5天。”上世紀80年代，新華社記者劉子富關于烏蒙山區赤貧的報道，驚動中南海。之后，中央批準建立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30多年累計減貧630多萬人，畢節承載了為中國扶貧探新路的使命。

今天，走進畢節一些鄉村，總聽到干部群眾說：“匝道經濟”“訂單大米”“鄉村跑腿”“后備廂經濟”……這些熱詞詮釋了當地對鄉村振興的創新探索。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

新起點上再出發，要扎實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初春暖陽照耀，大紅燈籠高高掛，農家樂小院傳出陣陣歡笑聲，呂志和妻子忙著給客人上菜。“要在半年前，誰能想到我們還能笑著迎接新一年。”他說。

呂志一家曾是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爺府鎮富裕地村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在政策幫扶下，他們家養羊、種蔬菜大棚，還貸款經營起農家樂，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但2020年夏天，一場火災燒毀了呂志家農家樂。面對重回貧困的絕境，當地啟動防返貧幫扶，一筆筆資金帶來生活的希望，呂志家的農家樂于2020年10月底重新開業。他感慨：“以后都是好日子啦。”

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對脫貧不穩定人口和邊緣易致貧人口做到早發現、早干預、早幫扶……防止返貧和產生新的貧困，中國已經動起來。

肩背比人還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著破舊雙肩包，一手抱著襁褓中熟睡的孩子，眼神剛毅堅定地望著前方……

11年前，一位年輕母親在火車站準備返鄉的照片，讓千萬讀者淚目。

前不久，感動中國的“春運母親”找到了。

這位來自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瓦巖鄉桃園村的婦女巴木玉布木，當年艱難地外出務工，“就是希望孩子能過上好日子、走出大山”。

回鄉后的巴木玉布木和丈夫試著種煙葉。在扶貧干部、技術員等的幫扶下，拼出了漸漸紅火的日子，她所在的桃園村也脫貧了，通了路、電、網、自來水。

巴木玉布木又有了新夢想。

過完彝族新年后，2月，她來到位于福建沿海的霞浦縣，與丈夫巫其石且和丈夫的妹妹、妹夫會合，開始漁排海參養殖。

巴木玉布木說：“仍然要努力工作，讓一家人的日子越過越好。”

對擺脫貧困的縣，從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過渡期內保持主要幫扶政策總體穩定；逐步實現由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

新起點上再出發，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2021年2月16日，一篇署名“中共國家鄉村振興局黨組”的文章引發關注，這意味著國家鄉村振興局已接過新的歷史接力棒。

“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

2020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向全黨全社會發出明確信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

“以前常常喝‘大酒’，為消愁；現在偶爾喝點‘小酒’，是高興！”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阿子灘村村民牛保樂見到記者，略帶羞澀。

46歲的牛保樂，幾年前妻子患腦梗，為照顧妻子和女兒，他放棄了跑長途運輸，但一家人生計沒了著落，被列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當地旅游產業起來后，牛保樂跑起短途運輸，還承擔了村里垃圾清運和保潔工作，每月能有2000多元收入。如今已經脫貧的他，打算在院子里的空地蓋幾間房開個民宿。

“我們全村都搞起了旅游。”村支書王昌龍說，如今村集體發展景區，家家戶戶開牧家樂，旺季時一戶日均收入兩三千元，村里產的青稞酒常常斷供。

陜西柞水小木耳做成大產業、山西大同小黃花建成大基地……飛速發展的農村產業，正為鄉村振興插上“翅膀”。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

前不久，脫貧戶劉仁香和丈夫賴際林在家中拍攝了遲來35年的婚紗照。

劉仁香所在的江西省萬安縣夏造鎮橫江村，曾是貧困縣的貧困村。2020年，村里最后2戶貧困戶順利脫貧。

脫貧后，拍一張真正的合影或婚紗照是不少村民的愿望。

脫貧又脫單的戴躍武夫婦和80多歲高齡的父母拍了兩代人的婚紗照；脫貧后的王斯財夫妻也趕了一把時髦，穿上傳統服裝拍了一張幸福的婚紗照……

在秀美鄉村背景映襯下，在攝影師的鏡頭里，一張張遲來的婚紗照，定格了貧困群眾脫貧后的新面貌。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脫貧攻堅，更需要攻堅克難的“精氣神”。

在江西，井岡山神山村將村民們脫貧后開懷大笑的瞬間拍照定格，做成一面笑臉墻立在村頭，為的是自勵自強、加油鼓勁；

在湖南，十八洞村被拍成電影后，更是遠近聞名，他們正瞄準建設“中國最美鄉村”，努力打造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升級版”……

2021年2月21日，21世紀以來第18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出爐，主題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全面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號角已經吹響。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奮斗目標。

——“我們還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腳踏實地加油干，努力繪就鄉村振興的壯美畫卷，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前行。”

站在新的歷史交匯點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華兒女正昂首闊步，奮勇前行。(記者：趙承、張旭東、熊爭艷、侯雪靜、陳煒偉、林暉)

河北省阜平縣顧家臺村文化廣場（2019年9月攝）。新華社記者朱旭東攝

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村民唐宗秀家的新房（2019年8月7日攝）。新華社記者趙鴻宇攝

2020年1月21日，四川省敘永縣水潦彝族鄉的村民載歌載舞，慶祝烏蒙山區川滇黔交界處雞鳴三省大橋通車。新華社記者江宏景攝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十八洞村擺起長龍宴歡慶苗年（2019年1月17日攝，無人機照片）。作為精準扶貧“首倡地”，十八洞村不僅成功摘掉了貧困的帽子，還成為小康示范村。新華社記者薛宇舸攝

張桂梅和學生們在一起（2020年9月5日攝）。2008年，張桂梅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云南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12年來，已有1800多名大山女孩從這里考上大學。張桂梅被中宣部、教育部評為“全國教書育人楷模”。新華社發（陳欣波攝）

在寧夏西吉縣一處農村飲水安全工程供水點，工作人員在操作自動化設備調配水源（2014年7月17日攝）。新華社記者王鵬攝

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彭堡鎮姚磨村村民在蔬菜基地收獲圓白菜（2017年6月30日攝）。新華社記者王鵬攝

在新疆柯坪縣玉爾其鄉托瑪艾日克村馕產業園里，工人在檢查生產流水線（2020年11月4日攝）。新華社發

這是2020年9月7日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拍攝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河西呷多新村（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王曦攝

在四川省雷波縣莫紅鄉三峽新村幼兒園，老師教孩子們用普通話唱歌（2019年5月14日攝）。新華社記者江宏景攝

這是2020年11月29日在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拍攝的西藏阿里與藏中電網聯網工程輸電鐵塔。新華社記者詹彥攝

米-26重型直升機吊運一臺挖掘機抵達四川省布拖縣阿布洛哈村上空準備降落（2019年12月5日攝）。為了打通四川省布拖縣阿布洛哈通村公路，施工單位租用的一架米-26重型直升機克服高山峽谷、天氣多變等不利因素，從布拖縣城吊運大型施工設備到阿布洛哈村，為兩邊分頭掘進施工提供大型機械保障。新華社記者江宏景攝

1月22日，劉仁香和丈夫賴際林穿上中式禮服拍照。江西省吉安市萬安縣夏造鎮橫江村地處一隅，曾是“十三五”貧困村。2021年農歷新年來臨之際，為了給脫貧摘帽的百姓帶去特殊的問候，當地政府特意邀請攝影師，為20多對從未拍過婚紗照的夫妻免費上門補拍婚紗照。新華社記者胡晨歡攝

“遇”樂隊吉他手李美銀（中）和鼓手羅麗欣（右）在“海嘎少年的夏天”音樂會上和新褲子樂隊一起演出（2020年8月19日攝）。當晚，在海拔2400米的貴州韭菜坪山腰上的六盤水市鐘山區大灣鎮海嘎小學，由海嘎小學的同學組成的“遇”樂隊、“未知少年”樂隊和頗受年輕人喜歡的搖滾樂隊新褲子樂隊一起演出了一場名為“海嘎少年的夏天”線上音樂會。新華社記者劉續攝